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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道扬：林学泰斗，教育树人
作者：杨宏海 来源：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 责任编辑：yezi 2023-04-23 人已围观
凌道扬，新安县布吉村人，生于1888年12月18日。他出身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其祖父和父亲均是瑞士巴色会的牧师。凌道扬6岁时就读于五华樟村设立的教会学堂。1898年，10岁的凌道扬因家庭困难随叔叔远渡重洋，到美国檀香山的亲戚家当童工，小小的年纪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1901年，他最小的叔叔凌善芳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在归国途经檀香山时把他带回了老家，并于当年秋天把他送进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改名圣约翰大学）学习，正式接受西式教育。他经过八年的学习，于1909年从圣约翰书院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10年，他在美国麻省农学院学习农业科学，并于1912年转入美国耶鲁大学林学院继续深造，1914年获得林学硕士学位后归国。凌道扬是中国获得该学位的第一人。
回到祖国后，他先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职，后受聘于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从事林业宣传与普及工作。1916年，他被聘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林科主任。1920年以后，历任北洋政府山东省省长公署顾问、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等职。1928年，被聘为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次年转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科主任。自1929年起至抗日战争前夕，他连续担任中华林学会理事长。1930年以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技正、实业部技正、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局长等职。1936年以后，历任广东省农林局局长、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林垦设计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署长等职。
作为中国林业科研和林业教育的创始人，凌道扬以丰富的学识和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勇敢地担起振兴民族林业的历史重任。1914年，他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参与了《建国方略》中《实业计划》的制定。他的林学思想、农学思想及水土保持理论，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1915年，留学归来的凌道扬有感于国家“重山复岭，濯濯不毛”的林业现状，提出了“森林救国论”，并致力于森林科学的研究、宣传与普及工作。1917年，中华农学会在上海成立，他积极支持中华农学会的成立并被吸收为会员。为了更有利于林业的发展，凌道扬倡议创建的中华森林会也于1917年成立，他被理事会推举为首任理事长和中华林学会第二、三、四届理事长。1921年，中国第一份林学科学刊物《森林》创刊后，凌道扬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凌道扬在中国林学的学术地位和林业建设的实践成就，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1933年6月，凌道扬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前往加拿大温哥华出席第五次太平洋科学协会会议，并被选为该协会的林业组主任，成为中国林业走向世界并参与国际合作的开路先锋。
凌道扬的林学思想对孙中山、黎元洪、张謇等民国要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他还参与了当时森林法的拟定与修订工作。1915年，他还与韩安、裴义理等林学家一道上书北洋政府，建议把每年的清明节定为“中国植树节”，该倡议于1916年实施。他曾代表中华林学会吁请教育部在小学教科书中增加森林方面的知识，这种使学生从小就养成热爱森林、热爱林业的思想是很有远见的。
凌道扬是中国近代林业事业的先驱。自美国留学归国后，他就大力宣传林业方面的科学知识，曾多次在上海、浙江、南京等地进行林业宣传，并且较早地提出植树造林可以防止和减少水旱灾害的理论。同时，他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并结合实际调查情况，写成了《森林学大意》一书。到1930年此书已再版6次，1936年又两度再版，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至今，凌道扬仍被我国林学界视为泰斗。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凌道扬先后执教于金陵大学、青岛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国立中央大学等高等院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林业科学人才，可谓既树林又树人！
1949年，凌道扬去了香港。1951年，他参与了崇基学院的创建，并于1955年至1960年出任崇基学院第二任院长。1960年至1963年，凌道扬以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全力推动香港中文大学的创立。香港中文大学是在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的基础上创立的。他提出，“无间东西，沟通学术”“有怀胞与，陶铸人群”的办学理念，体现了他学贯中西的襟怀与教育树人的理想。在此之前，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以华人为主的香港社会，中文高等教育却十分边缘化，许多从中文学校毕业的中学生很难获得升学的机会，因为当时官方唯一认可的香港大学对英语水平要求很高，而以中文作为教学媒介，包括崇基学院在内的香港各大书院都没有独立的教学地位，文凭不受官方认可，也得不到官方的资助，只能在校舍简陋、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艰苦维持。
在艰难的环境下，作为中国人，凌道扬念念不忘“中文”之源，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确定了崇基学院的办学理念及一系列教育改革制度。他强调指出，身处中西交汇之地的香港，学院的使命是发扬博爱、和平精神，以挽救人类危机；保存中国文化，以沟通中西，对人类进步做出新贡献。
除了丰富崇基学院的文化内涵，凌道扬还不忘争取中文大学的教学地位和办学条件。他运用林学家的地位和智慧，向官方多次要求划拨建校用地，在取得官方拨地10英亩（约合0.04平方公里）给崇基学院后，向官方提议再要30英亩（约合0.12平方公里）扩大崇基学院，并请官方直接租给崇基学院300英亩（约合1.21平方公里），让自己发挥农林专长，协助官方植树造林。在凌道扬的倡导下，全体师生一同植树植草、美化校园。而这300英亩造林地，在尔后香港中文大学建校时就被转为校基地，原先在九龙与港岛的新亚书院、联合书院也陆续迁入，形成今日的样貌。
1960年，凌道扬从崇基学院院长位置上退休后，又受聘担任香港联合书院院长，并以香港中文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全力推动香港中文大学的创立。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已是75岁高龄的凌道扬“功成身退”，婉谢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挽留。1993年，凌道扬以105岁的高龄逝世。
回到祖国后，他先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职，后受聘于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从事林业宣传与普及工作。1916年，他被聘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林科主任。1920年以后，历任北洋政府山东省省长公署顾问、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等职。1928年，被聘为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次年转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科主任。自1929年起至抗日战争前夕，他连续担任中华林学会理事长。1930年以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技正、实业部技正、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局长等职。1936年以后，历任广东省农林局局长、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林垦设计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署长等职。
作为中国林业科研和林业教育的创始人，凌道扬以丰富的学识和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勇敢地担起振兴民族林业的历史重任。1914年，他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参与了《建国方略》中《实业计划》的制定。他的林学思想、农学思想及水土保持理论，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1915年，留学归来的凌道扬有感于国家“重山复岭，濯濯不毛”的林业现状，提出了“森林救国论”，并致力于森林科学的研究、宣传与普及工作。1917年，中华农学会在上海成立，他积极支持中华农学会的成立并被吸收为会员。为了更有利于林业的发展，凌道扬倡议创建的中华森林会也于1917年成立，他被理事会推举为首任理事长和中华林学会第二、三、四届理事长。1921年，中国第一份林学科学刊物《森林》创刊后，凌道扬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凌道扬在中国林学的学术地位和林业建设的实践成就，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1933年6月，凌道扬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前往加拿大温哥华出席第五次太平洋科学协会会议，并被选为该协会的林业组主任，成为中国林业走向世界并参与国际合作的开路先锋。
凌道扬的林学思想对孙中山、黎元洪、张謇等民国要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他还参与了当时森林法的拟定与修订工作。1915年，他还与韩安、裴义理等林学家一道上书北洋政府，建议把每年的清明节定为“中国植树节”，该倡议于1916年实施。他曾代表中华林学会吁请教育部在小学教科书中增加森林方面的知识，这种使学生从小就养成热爱森林、热爱林业的思想是很有远见的。
凌道扬是中国近代林业事业的先驱。自美国留学归国后，他就大力宣传林业方面的科学知识，曾多次在上海、浙江、南京等地进行林业宣传，并且较早地提出植树造林可以防止和减少水旱灾害的理论。同时，他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并结合实际调查情况，写成了《森林学大意》一书。到1930年此书已再版6次，1936年又两度再版，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至今，凌道扬仍被我国林学界视为泰斗。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凌道扬先后执教于金陵大学、青岛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国立中央大学等高等院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林业科学人才，可谓既树林又树人！
1949年，凌道扬去了香港。1951年，他参与了崇基学院的创建，并于1955年至1960年出任崇基学院第二任院长。1960年至1963年，凌道扬以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全力推动香港中文大学的创立。香港中文大学是在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的基础上创立的。他提出，“无间东西，沟通学术”“有怀胞与，陶铸人群”的办学理念，体现了他学贯中西的襟怀与教育树人的理想。在此之前，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以华人为主的香港社会，中文高等教育却十分边缘化，许多从中文学校毕业的中学生很难获得升学的机会，因为当时官方唯一认可的香港大学对英语水平要求很高，而以中文作为教学媒介，包括崇基学院在内的香港各大书院都没有独立的教学地位，文凭不受官方认可，也得不到官方的资助，只能在校舍简陋、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艰苦维持。
在艰难的环境下，作为中国人，凌道扬念念不忘“中文”之源，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确定了崇基学院的办学理念及一系列教育改革制度。他强调指出，身处中西交汇之地的香港，学院的使命是发扬博爱、和平精神，以挽救人类危机；保存中国文化，以沟通中西，对人类进步做出新贡献。
除了丰富崇基学院的文化内涵，凌道扬还不忘争取中文大学的教学地位和办学条件。他运用林学家的地位和智慧，向官方多次要求划拨建校用地，在取得官方拨地10英亩（约合0.04平方公里）给崇基学院后，向官方提议再要30英亩（约合0.12平方公里）扩大崇基学院，并请官方直接租给崇基学院300英亩（约合1.21平方公里），让自己发挥农林专长，协助官方植树造林。在凌道扬的倡导下，全体师生一同植树植草、美化校园。而这300英亩造林地，在尔后香港中文大学建校时就被转为校基地，原先在九龙与港岛的新亚书院、联合书院也陆续迁入，形成今日的样貌。
1960年，凌道扬从崇基学院院长位置上退休后，又受聘担任香港联合书院院长，并以香港中文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全力推动香港中文大学的创立。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已是75岁高龄的凌道扬“功成身退”，婉谢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挽留。1993年，凌道扬以105岁的高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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