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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的深圳地区:深圳香港边境态势-人民解放军止步罗湖桥

作者: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深圳通史(近代卷) 责任编辑:manman 2024-08-23 人已围观

深圳镇毗邻香港,是内地通往香港与国外的主要口岸。深圳镇如何解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49 年前后的国际舆论,大多认为中国共产党会乘胜解放香港。为了应对中国政局的变化,英国加强了在香港的军事力量。1949年 1 月,英国国防部、殖民地部和外交部联合拟订《香港紧急防卫计划》。之后,英国内阁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增兵香港的问题,从东南亚等地陆续调来一批士兵。6 月,港英政府在新界边境实施戒严,为期 3 个月。9 月,港英驻军达到 4 个旅,增至 3 万人。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对香港实行特殊政策,发挥香港的特殊作用。早在 1946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在王家坪会见西方记者,表示现阶段不会提出立即收回香港的要求,将来可按协商方法解决。1949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党中央在此虽未明确指出香港这一特殊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解决,但显然香港问题属于后者。同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其后的会谈中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方针,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利用这两地特别是香港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根据中共中央决策,1949 年 9 月中旬,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主持召开赣州会议,特别强调:“华南情况复杂,特别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内地,故我一切行动,特别是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的事件切应避免。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方针是既不示弱,也不轻易挑衅。因此,在与帝国主义边邻地区,各地都应派出能掌握政策干部,站稳立场,不上帝国主义及国特挑拨之当,不作群众冲动之尾巴。一切关于外侨处理问题,必须迅速请示分局及中央。”
 
当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广东全境即将解放之时,华南分局外事办公室还制定了可实际操作的“对港澳的方针和政策”,其主要内容为:暂时维持现状(各边界),对领土主权不做任何表示;采取一切正确的有效办法避免军事冲突并防止边界纠纷,但在边界上必须严加警戒,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和对方进行贸易;在深圳地区设外事机构,以掌握政策和及时收集情报;迅速制定和公布对外贸易和通汇的各种条例,发表阐明关于对外贸易和保护外侨的政策。在这一政策的主导下, 1949 年 10 月,深圳镇的解放采取了和平的方式。据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琛回忆,当时他“请示叶剑英,叶剑英和方方商量后也没决定,又请示周恩来,结果同意以警察的名义进入深圳维持治安”。为此,军管会在深圳以商会名义特别组织了纠察队,临时维护治安,确保和平解放深圳。
 
在深圳镇解放当晚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琛向群众约法三章:一是保证接管工作完成后,要维持秩序,保障治安,使人民有生意可做,有田可耕,有工可做,有书可读,要做到不侵犯人民一针一线,使人民安居乐业,大家努力建设新深圳。二是现已胜利完成接收工作,如镇公所、警察所、广东银行等已顺利接管,海关在接收中,由于接管工作顺利,充分体现了人民合作的精神,今后要合作得更好,把深圳建设得更好。三是对经商的人,人民政府务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严禁嫖赌。短期内务必使交通畅通,商业贸易恢复正常,要做到繁荣经济。刘汝琛还说,在深圳过去有无数个走私为生的苦力工人,今后必须予以安置。深圳地处粤港交界,社会内部相当复杂,凡属投向光明的,人民政府当本宽大政策,予以自新之路;如敢破坏治安,必将严惩。希望大家安心工作。港九工联会派出三四百人的劳军慰问团前来深圳参加庆祝解放大会,送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锦旗,表达了港九工人的喜悦心情。随后,停驶多日的广九铁路恢复通车。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派江南地委副书记、东江第一支队副政委祁烽率 3 个连进驻深圳,接替刘汝琛的工作,成立中共沙头角深圳宝安边界工作委员会,管辖宝安境内的南头、深圳、沙头角 3 镇,直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
 
虽然人民解放军在深圳按兵不动,一河之隔的港英政府却极为恐慌。因为此时的解放军轻而易举便可跨过罗湖桥,即使不直接进攻香港,采取边境封锁也会给香港造成不小的打击。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回忆说:“一九四九年十月,共党的军队到达了我们的边界;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都向伦敦咨询,尝试预测那些军队抵达边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英国的政府要我们用钢丝网封锁整条边界,共军进入英界时便用武力反抗。”事实证明,解放军止步罗湖桥,并没有乘胜收复香港。1949 年 10 月 19 日,在深圳镇宣布解放的当天,英国殖民地部大臣琼斯在回答众议院质问时表示:“中港边界是平静的,没有向我报告发生了什么事件。香港的形势仍然是令人满意的,共产党在香港没有做任何不合法律和破坏秩序的事情。”
香港问题的产生和深港边境线的形成,是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不平等条约的结果,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的严重侵害,是中华民族遭受外敌欺凌的屈辱象征。清朝灭亡以后,国民政府为收回香港的权益做出过努力,但最终未能解决。深圳解放后,深港边境成为中英两个国家、两种社会制度较量与对峙的前沿阵地。深圳一解放即成立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沙深宝分会,逐步建立健全边防管理机构。10 月 23 日,中共沙深宝边界工作委员会成立,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直接领导。1950 年 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整编,其中独立营驻守沙头角、深圳、南头、沙井一带边防线,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珠江军分区。宝安边境斗争比较复杂,口岸较多,部队在 50年代均驻扎在宝安边境沿线,并在口岸长期设立边防检查站。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并发展以“维持现状”为核心的深港边境政策,同时也保持着相当的警惕以免香港成为国外敌对势力的反华基地。广东及深圳地区各级党委政府与港英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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