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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港
作者：张雄文 来源：《潮卷南海——深圳风雨一百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05 人已围观
1957 年 6 月至 9 月，对县委第一书记王志而言，可谓是一段焦头烂额的日子。桌上的电话铃急促一响，他心里便猛地“咯噔”一下：又有人外逃了？
宝安的合作化进入高级社阶段，许多社已与后来的人民公社的规模、性质差不多，但后期弊端显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受影响，粮食产量下降，一些人开始没饭吃了。一河之隔的香港却发展不错，宝安 80% 的户数与香港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他们对比两地，很有些羡慕。日趋激烈的反右运动，也使一些退社挨批的人渐生不满，眼睛瞟向了近在咫尺的香港。
他们开始酝酿逃奔过去。福田乡一个青年对人嘀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在不走，等到何时呢？”于是，一批人以打工、探亲等名义过深圳河，去了香港。
王志起初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向省委呈递报告，说：“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省委随即决定大胆制定放宽群众出境赴港的政策。
政策一出台，因保密措施不严，仅仅三两天工夫，各地群众便成群结队奔临宝安，随后跑往香港。宝安境内的群众借地利之便，跑得更多。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 个男人跑了 13 个。几天后，剩下的两个也找机会逃了，村里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一连两个多月，宝安共逃跑 6037 人，成功逃出者 4915 人。港英当局一时接收不了这么多人，通过英国政府向北京中央政府发出“照会”。中央很震惊，命令宝安县委“从速反映情况”。
王志一面检讨，收回了放宽政策，一面紧急动员全党，坚决反偷渡。他亲自带领边防部队的负责干部，深入偷渡严重的观澜、深圳、布吉、福田等地，协助区乡干部开展以生产为中心的反偷渡斗争。白天黑夜忙碌了许久，第一次逃港高潮渐渐平息下来。
从 1959 年开始，全国连续几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也导致粮食减产，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一些地方又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与宝安毗邻的香港则像一块雕琢中的璞玉，开始了大建设，急需大批劳动力。偷渡过去多少人，那边便收多少人，还发给身份证，偷渡者成了名正言顺的居民。内地人一旦偷渡成功，马上便有薪水不菲的饭碗。他们赚 100 元港币，可换 400 元人民币，稍稍节省点，能寄 300元回来，寒碜的家庭生活瞬间便改善了。于是，又有人开始外逃。
1962 年 3 月，广东各地开始出现有的人家无米下锅的情况。4 月26 日，正忙着赈灾的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忽然得到急报：大批群众逃往边境线。他带着几个人匆匆赶去一瞧，由东至西的公路上，外逃群众扶老携幼，像黑压压的蚁群在蠕动。其中，有宝安人，也有外地人。他大吃一惊，火速向地委、省委报告，请求支援。
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异常震惊，忙派第二书记赶往宝安，坐镇指挥。他到现场了解情况后，马上从省、市（区）、县抽调工作组赶赴宝安，要求他们在宝安县委统一领导下，坚决堵截，强制收容。
从 5 月 22 日至 7 月 8 日，宝安县委和各地工作组忙忙碌碌，共遣送了 51395 名外流人员回乡。但已有约 6 万人成功逃往香港，其中宝安一县便达 31567 人。这场逃港风潮被境外利用，带来了政治上极不利的影响。一些村子满目萧疏，已无青壮年，生产无人管，又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宝安的合作化进入高级社阶段，许多社已与后来的人民公社的规模、性质差不多，但后期弊端显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受影响，粮食产量下降，一些人开始没饭吃了。一河之隔的香港却发展不错，宝安 80% 的户数与香港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他们对比两地，很有些羡慕。日趋激烈的反右运动，也使一些退社挨批的人渐生不满，眼睛瞟向了近在咫尺的香港。
他们开始酝酿逃奔过去。福田乡一个青年对人嘀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在不走，等到何时呢？”于是，一批人以打工、探亲等名义过深圳河，去了香港。
王志起初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向省委呈递报告，说：“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省委随即决定大胆制定放宽群众出境赴港的政策。
政策一出台，因保密措施不严，仅仅三两天工夫，各地群众便成群结队奔临宝安，随后跑往香港。宝安境内的群众借地利之便，跑得更多。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 个男人跑了 13 个。几天后，剩下的两个也找机会逃了，村里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一连两个多月，宝安共逃跑 6037 人，成功逃出者 4915 人。港英当局一时接收不了这么多人，通过英国政府向北京中央政府发出“照会”。中央很震惊，命令宝安县委“从速反映情况”。
王志一面检讨，收回了放宽政策，一面紧急动员全党，坚决反偷渡。他亲自带领边防部队的负责干部，深入偷渡严重的观澜、深圳、布吉、福田等地，协助区乡干部开展以生产为中心的反偷渡斗争。白天黑夜忙碌了许久，第一次逃港高潮渐渐平息下来。
从 1959 年开始，全国连续几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也导致粮食减产，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一些地方又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与宝安毗邻的香港则像一块雕琢中的璞玉，开始了大建设，急需大批劳动力。偷渡过去多少人，那边便收多少人，还发给身份证，偷渡者成了名正言顺的居民。内地人一旦偷渡成功，马上便有薪水不菲的饭碗。他们赚 100 元港币，可换 400 元人民币，稍稍节省点，能寄 300元回来，寒碜的家庭生活瞬间便改善了。于是，又有人开始外逃。
1962 年 3 月，广东各地开始出现有的人家无米下锅的情况。4 月26 日，正忙着赈灾的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忽然得到急报：大批群众逃往边境线。他带着几个人匆匆赶去一瞧，由东至西的公路上，外逃群众扶老携幼，像黑压压的蚁群在蠕动。其中，有宝安人，也有外地人。他大吃一惊，火速向地委、省委报告，请求支援。
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异常震惊，忙派第二书记赶往宝安，坐镇指挥。他到现场了解情况后，马上从省、市（区）、县抽调工作组赶赴宝安，要求他们在宝安县委统一领导下，坚决堵截，强制收容。
从 5 月 22 日至 7 月 8 日，宝安县委和各地工作组忙忙碌碌，共遣送了 51395 名外流人员回乡。但已有约 6 万人成功逃往香港，其中宝安一县便达 31567 人。这场逃港风潮被境外利用，带来了政治上极不利的影响。一些村子满目萧疏，已无青壮年，生产无人管，又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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