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

方苞还没来得及松口气，1976 年 10 月“文革”结束后，偷渡又渐渐开始升温。1979 年，更像搭坐了直升机，达到了新的高潮。

1979 年元旦前后，几千名基层干部和农民借政策的松动，喜气洋洋开船到香港探亲，结果“黄鹤一去不复返”，留在了那边。一时间，许多人羡慕不已，暗暗等待自己行动的时机。5 月 6 日，一个“开放深圳边防禁区，允许老百姓自由进出香港”的谣言，像疾风卷落叶，忽然传了开来。田间地头、房前屋后，人人面有喜色，奔走相告。边境线很快便聚集了两万多人，随时都会像汹涌的洪水一样穿堤而去。

已是深圳市委副书记的方苞闻报，心急如焚，和其他负责人紧急碰头后，出动全市的党政军警，赶到边境线宣传、劝阻、拦截、清查。忙了一整天，总算挡住了绝大多数人，仅有几百人逃出。但被挡住的群众不死心，一二十人一股，长年不断，千方百计向对岸逃奔而去。年底一统计，宝安县参与外逃行动者 84965 人，成功者达 31969 人。

想起当年上级当面交代的任务，方苞有些懊恼，一个人闷坐房中，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老百姓何以不顾性命危险，想方设法，百折不挠地外逃？方苞让人找来了深圳河两岸农村十年发展变化的资料，做了仔细对比，终于解开了谜团。

他先比较了两个具体的村庄，很是吃惊。罗芳村是宝安境内收入算高的村，别的村平素说起它来，眼里满是羡慕，1966 年人均收入 100 多元，1978 年人均收入 1276 元。但与对岸的新界农民相比，则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新界农民 1966 年人均收入约 1400 港元（约折合人民币 448元），相当于罗芳村同期的 4 倍多；1978 年人均收入约 13000 港元（约折合人民币 4300 元），相当于罗芳村同期的 3 倍多。巧合的是，新界也有一个罗芳村，村民都是从宝安罗芳村陆陆续续逃过去的。他们难忘故土，仍然将自己居住之地叫罗芳村。逃过了一条河，收入便有了天壤之别。

浏览一组组数据，方苞异常痛心。宝安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1950 年至 1965 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 5.1%；但 1967 年至 1978 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只增长 1.4%，全县有 447 个生产队吃保护线口粮。全县 1966 年农民人均收入 108 元，1978 年提高到 134 元，年均增长 2％，但新界农民的人均收入同期年均增长为 80％。全县渔蚝民的生活也很困难，渔蚝产品从 1963 年提价 30% 以后，便像坚硬的石头，再也没有提升过，生产资料价格却成倍猛涨，许多家庭入不敷出。

方苞和县委一班人找到了偷渡成为顽疾的原因：香港没有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而是心无旁骛，抓住了国际经济升级换代、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经济快速增长。而境内经济则几乎停滞，境内外老百姓的生活差距日益扩大，于是，发出了“人往高处走”的心声。

这已不是他能解决的问题了。方苞望着窗外的蓝天，深深叹了口气。他的研究，其实只能算是后来者。两年前的 1977 年 11 月，刚复出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听取了广东偷渡问题的汇报，便朗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生产生活搞好了，就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掏出一根烟来，连抽了几口，望着一圈圈升腾的烟雾，沉吟起来。或许，邓小平又想起了多年前连云山那份沉甸甸的内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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