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

李富林看着一组组数据，进村时又看到异常萧条的景象，内心很是吃惊，脊背一阵发凉。他从 1959 年 7 月出任宝安县委第一书记开始，便不断遇到群众偷渡外流的事情，但前面几年，至多也就是两千人，眼下这种几万人规模的“大兵团”外流，还是头一回遇见。

李富林心想，群众偷渡逃港，纵然有多种原因，但我们的边境政策太“左”，肯定是重要的一条。

然而，他的看法没被接受。三万人集体逃港后，国内舆论界一齐发声，将这场风潮定性为“美蒋特务策反边民大逃亡”。广东省公安厅负责人和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都挨了批评。他们违心检讨后，特意邀请了《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来宝安调研，了解真实情况。

这年秋天，连云山沿大鹏湾到蛇口一带走访。沿途一百多个村庄，几乎村村都跑光了，留下来的全是村干部和跑不动的老人。为了调查逃港者的真实状况，连云山还带上宝安县颁发的“耕作证”，从耕作口进入香港，在九龙半岛和新界寻寻觅觅，考察了几天。

回到宝安后，他心情格外沉重，顾不上连日奔波的疲乏，就着暗淡灯光一口气写了 4 篇内参报告。第一篇是谈香港富裕的情况。第二篇说大逃港的深层原因。在第三篇中，他冒着天大的干系，谈了自己的一个大胆设想：要从根本上杜绝再次发生边境逃亡，可以从沙头角到蛇口，包括深圳纵深 100 里的地带，设立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特殊政策区，或叫边境特区。让这里退回初级社和互助组的水平，甚至单干也行，同时允许自由贸易，免税，废除一切票证，不搞统购统销。第四篇紧跟第三篇而出，他说，如果不按设想去做，这一带局面可能如何发展，文中列出了充分的理由及根据。

连云山带着这厚实的内参告别宝安，回到北京。内参很快被郑重呈送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又送转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参阅。碍于当时的形势，再没了下文。

连云山的预测没有错。从 1963 年开始，到 1976 年“文革”结束，宝安上万人规模的偷渡暂时中止，但成百上千的偷渡一直没有停歇过，逃过去人数最少的 1966 年，也有 187 人。偷渡问题似乎成了摆脱不了的顽疾。

1973 年，梧桐山边曾是“反偷渡的红旗村”的西坑村，多数青壮年包括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和干部，竟也一夜之间都消失了，逃去了香港。村里一个 8 岁的男孩，成为留下来的“男人”里年纪最大的。年底统计，宝安一年有 4311 人出逃，成功跑到对岸者为 2702 人。非常时刻，广东省委任命惠阳地委副书记方苞兼任宝安县委书记，要求尽快到任。

这天，方苞被惠阳地委书记叫到办公室。进门前，他以为书记会说些祝贺的话，没想到进了门，书记的脸色一直很严肃，递过一杯热茶，说，宝安非法越境外流问题长期解决不了，近几年还逐年上升。你长期搞公安工作，又在宝安搞过“四清”，还代理过县委书记，比较熟悉边境情况，省委才决定让你去宝安兼任县委书记。顿了顿，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去了宝安后，要把生产搞上去，把偷渡降下来。

方苞感觉肩上的压力又添加了几分，但畏难不是他的个性，身子不自觉一挺，郑重地说，争取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他上任后，一边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一边埋头发展农业生产。第一年，全县粮食平均每亩增产 50 多公斤，集体分配从上年 120 多元上升到 145 元。群众的生活有一定改善，偷渡人数缓缓降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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