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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75年，青春往事：深圳的知青岁月
作者：蒋荣耀 、南兆旭 来源：《岁月山河：百年深圳历史影像纪》 责任编辑：Gangan 2023-01-09 人已围观
一
1963年9月4日清晨，广州还没从酣睡中醒来，大沙头码头已经灯火通明，锣鼓喧天。100多名中学应届毕业生背着鼓鼓的行囊登上轮船，与岸上的家人、同学挥手告别。
这些学生从广州坐船到虎门上岸，然后再坐几个小时的汽车，最后来到深圳西北角的光明农场。他们从此有了新身份：知青。
光明农场迎来第一批知青是在1960年，他们都是铁路系统的子弟。1961年、1962年、1963年、1965年、1966年，都有新的知青来到农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然有知青陆续前来。
光明农场前后总共接收了3000—5000名知青，是深圳知青最集中的地方。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深圳共计接收知青人数在1万人左右，这对于一个总人口不到30万的边防县来说，比例非常高。
1962年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人数为1776.48万人，上山下乡的形式主要是插队、插场和投亲回原籍三种。其中插队人数为1282.21万人，超过七成。
但深圳的知青状况有一些特点：比较集中，插场比插队更多；宝安当时是边防县，来插队的知青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其中有一些非常被信任的年轻人会分配到沙头角、福田等靠近香港的农村。
二
“现在知青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知青生活锻炼了我们；还有一种觉得知青生活废了很多人。我觉得当年确实吃了很多苦，但是对个人来说，我确实也在苦难中成长了。”梁崇汉说出这番感慨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他仍然关心老知青联谊活动的安排。
在六三届知青梁崇汉的记忆里，光明农场的生活条件非常苦。粮食短缺，住处简陋，这对于来自大城市广州的初中毕业生来说，挑战无疑是巨大的。从学习农业生产开始，知青们在失落、挫败中慢慢适应艰苦的农村生活，扛住“双夏”的高强度工作，最后还动手烧砖为自己盖了红砖的房子。梁崇汉对此颇有几分自豪。
黄成邦在1962年9月来到深圳，被分到沙河农场果林队。1964年，他去修过海堤，后被调到光明农场果林队。如今深南大道锦绣中华一带的荔枝树，全是当年知青种下的。“荔枝卖到香港，再从香港运回一船一船的鸡粪，浇灌荔枝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最让光明农场的知青们受到精神冲击的是当时“保留广州户口”的承诺已然无法兑现。
梁崇汉还记得，离开广州的时候，派出所给他们这批人开出了“户口保留证”，上面写着：某人户口迁移光明农场，4年以后凭此证迁回广州。盖章的是当地公安局和派出所。可是距第一批来的知青插场就快4年的时候，形势变了，尽管知青们纷纷回去找派出所要求兑现承诺，但是当时派出所已经被夺权，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三
除了光明农场，接收知青规模比较大的还有位于蛇口的广东省水产厅养殖公司宝安水产养殖场。
1963年，刚刚初中毕业的郑子穗和学校上百名毕业生一起报名，自愿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去广东省水产厅养殖公司宝安水产养殖场工作。
郑子穗是学校唯一一个获得这一机会的毕业生。不过，1963年和1964年，广州市和惠阳地区先后有近300名知识青年被安置到这里。听上去名头很大的广东省水产厅养殖公司宝安水产养殖场就在深圳湾的后海村旁，知青们的工作主要是养蚝。
没有住房，大部分知青被安排在蚝民家居住，少数知青则被安排住在一座废弃的庙宇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工作更是辛苦。刚初中毕业的知青年纪小，没有海上工作经验，从没挑过重担，那时每天却要挑百余斤重的蚝壳数十次。
1963年9月4日清晨，广州还没从酣睡中醒来，大沙头码头已经灯火通明，锣鼓喧天。100多名中学应届毕业生背着鼓鼓的行囊登上轮船，与岸上的家人、同学挥手告别。
这些学生从广州坐船到虎门上岸，然后再坐几个小时的汽车，最后来到深圳西北角的光明农场。他们从此有了新身份：知青。
光明农场迎来第一批知青是在1960年，他们都是铁路系统的子弟。1961年、1962年、1963年、1965年、1966年，都有新的知青来到农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然有知青陆续前来。
光明农场前后总共接收了3000—5000名知青，是深圳知青最集中的地方。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深圳共计接收知青人数在1万人左右，这对于一个总人口不到30万的边防县来说，比例非常高。
1962年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人数为1776.48万人，上山下乡的形式主要是插队、插场和投亲回原籍三种。其中插队人数为1282.21万人，超过七成。
但深圳的知青状况有一些特点：比较集中，插场比插队更多；宝安当时是边防县，来插队的知青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其中有一些非常被信任的年轻人会分配到沙头角、福田等靠近香港的农村。
二
“现在知青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知青生活锻炼了我们；还有一种觉得知青生活废了很多人。我觉得当年确实吃了很多苦，但是对个人来说，我确实也在苦难中成长了。”梁崇汉说出这番感慨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他仍然关心老知青联谊活动的安排。
在六三届知青梁崇汉的记忆里，光明农场的生活条件非常苦。粮食短缺，住处简陋，这对于来自大城市广州的初中毕业生来说，挑战无疑是巨大的。从学习农业生产开始，知青们在失落、挫败中慢慢适应艰苦的农村生活，扛住“双夏”的高强度工作，最后还动手烧砖为自己盖了红砖的房子。梁崇汉对此颇有几分自豪。
黄成邦在1962年9月来到深圳，被分到沙河农场果林队。1964年，他去修过海堤，后被调到光明农场果林队。如今深南大道锦绣中华一带的荔枝树，全是当年知青种下的。“荔枝卖到香港，再从香港运回一船一船的鸡粪，浇灌荔枝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最让光明农场的知青们受到精神冲击的是当时“保留广州户口”的承诺已然无法兑现。
梁崇汉还记得，离开广州的时候，派出所给他们这批人开出了“户口保留证”，上面写着：某人户口迁移光明农场，4年以后凭此证迁回广州。盖章的是当地公安局和派出所。可是距第一批来的知青插场就快4年的时候，形势变了，尽管知青们纷纷回去找派出所要求兑现承诺，但是当时派出所已经被夺权，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三
除了光明农场，接收知青规模比较大的还有位于蛇口的广东省水产厅养殖公司宝安水产养殖场。
1963年，刚刚初中毕业的郑子穗和学校上百名毕业生一起报名，自愿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去广东省水产厅养殖公司宝安水产养殖场工作。
郑子穗是学校唯一一个获得这一机会的毕业生。不过，1963年和1964年，广州市和惠阳地区先后有近300名知识青年被安置到这里。听上去名头很大的广东省水产厅养殖公司宝安水产养殖场就在深圳湾的后海村旁，知青们的工作主要是养蚝。
没有住房，大部分知青被安排在蚝民家居住，少数知青则被安排住在一座废弃的庙宇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工作更是辛苦。刚初中毕业的知青年纪小，没有海上工作经验，从没挑过重担，那时每天却要挑百余斤重的蚝壳数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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