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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流变与呼吁
作者：刘洪霞 来源：《深圳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学的崛起》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20 人已围观
苏珊·桑塔格说："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在某种意义上，李兰妮的疾病可以看作是爱的呼吁。但是完成呼吁之前，实际上它经历了爱的流变。这个流变可以说是从“大爱”到“小爱”的过程。在《旷野无人》与《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以下简称《我因思爱成病》）这两部作品中，可以完整而清晰地看到流变的过程与痕迹。从这一过程和痕迹中，我们又可以窥见时代的发展脉络。《我因思爱成病》也是李兰妮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应该说它是《旷野无人》的续篇。《旷野无人》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而《我因思爱成病》则是对抑郁症的疗愈篇章，表现了李兰妮与宠物狗之间的爱的互动。全书细腻生动，充满了温暖的爱的气息，已经完全没有了《旷野无人》中的凄厉与哀伤。此时的李兰妮，已经不是一个人站在无人的旷野上，而是有狗医生周乐乐的陪伴与爱，更有沉思之后的爱的力量。
从童年开始，李兰妮就充满了"大爱"。这是因为"从小受教育，我学的是，要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我没有学过要爱家人，爱邻居，爱狗狗。我懂得向远方付出爱，不懂得在身边怎样爱”。'不仅仅是李兰妮，那一代人都是如此。所谓的“大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体主义”，而“小爱”则是泛指“个人”。梁永安说：“我们以前特别强调集体，强调国家，强调家族。但有时候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棵非常非常生机盎然的树，就没有一个特别丰茂的大森林。所以我们个体的发育几千年来没有解决。鲁迅的小说里面写了大量的这样的问题。"2从现代文学的鲁迅时期到了当代文学的李兰妮时期，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李兰妮在当时是集体主义的一分子：我们从老师那儿得知：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与家庭保持联系的孩子。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小家庭即将取消，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要交给社会统一照管，全国人民合成一家，不分彼此。
这是"文革"时期的集体主义大家庭。然而，为什么就是在这样集体主义中长大的李兰妮没有获得爱的能力，她始终"不接受爱。不付出爱。不传递爱”“。完全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岛上，无法获得和传递生命的爱的能量。直到生病，危及了生命，这时候已经是新世纪了，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她才从宠物疗法中学会了，去爱一只小动物，因为周乐乐是她的医生与陪伴者。“因有小狗乐相伴，李兰妮那些潜伏于内心的爱意牵挂有了寄托，她也在尝试着做一些改变，与父母亲人、与那些同样养有宠物的户主们，尝试着离开自己的孤岛去与他人交流分享。”'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封闭了自我，这其中有时代的原因和个人的原因。可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对集体主义的偏爱却是一以贯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主要区别也在于此：东方文化更强调集体的重要，忽视个人的发展；而西方文化则更注重个人的个性发展，"牧童也能当总统"，是对个人发展的最好鼓励，是对个体意识的最好尊重。东方文化的整齐划一，对宏大叙事的偏好，导致了国人一段时期以来，只注重“大爱”，而忽视了“小爱”。然而，“大爱”是由无数个“小爱”组成，没有了“小爱”，“大爱”应该无法成立。如果无法去爱一只狗，如何去爱国家，爱人民。狗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只要是生命，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爱。当周乐乐进入了李兰妮的家庭，李兰妮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母女之间的感情通过一只狗获得了增进。母亲对李兰妮这样说：我们那个年代多艰难，什么也不懂，误了自己，也误了孩子。你们现在不同啊，有知识，有条件，你要珍惜周乐乐。"
这也许是母亲对过去岁月的最好反思，也是母女和解的最佳渠道。曾经铁骨铮铮的母亲的内心，经过了岁月的动荡，终于变得柔软起来。这是一位走进新世纪的母亲，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母亲。她终于理解了女儿，理解了对生命的爱与尊重。曾经在《旷野无人》中的“大爱”，到了《我因思爱成病》，变成了涓涓细流的“小爱”，她们已经学会如何去爱一个幼小的生命，如何去关爱自己，如何去关爱身边的人。唯有如此，才知道如何关爱整个世界。个人的伤与社会的伤实际上是一体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人受到了伤害，必然会在社会的肌体上得以显现。因此，对于“小爱”的理解，便是对“大爱”的尊重。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大爱”转变成“小爱”，这其中经过了人世沧桑，经历了社会文化历史的变迁。在“文革”时代，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多少热血青年满腔豪情地献身革命。刘小枫的《记恋冬妮娅》写到了一个他亲眼看到的在"文革"武斗中死去的女高中生，他写她青春的身体僵直地躺在地上，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为革命"奉献"自己年轻的生命，个体被无情地湮灭在集体主义当中。在那个荒谬的时代，个体生命被无限地蔑视。而最可悲的是，女高中生不过是这场革命中的一个"工具"而已，但她在死之前，却并不知道，她还以为自己是为"革命"而死，"死得伟大"。在改革开放年代，又有多少人在消费主义与成功主义的诱惑下，盲目地热爱物质，崇拜金钱，扭曲了灵魂。李兰妮书写了"文革"、改革的历史对中国普通人的伤害。社会、民族、个人，要付出多少沉痛的代价，才能拨开迷雾，重见文明的曙光？而以伤害为代价，完成了"大爱"至“小爱”的转变，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李兰妮一路走来，经过了“文革”、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跌跌撞撞，万千辛苦，一言难尽。虽然童年遭受了"文革"的伤害，成人之后又遭遇急剧的社会转型，在欲望支配的城市里苦苦挣扎。但是，她终究完成了精神的蜕变、凤凰的涅槃。我们除了对其遭受的苦难给以深切的同情，对她与病魔做斗争的顽强毅力报以深深的敬佩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她要解释的是疾病背后的巨大的时代隐喻，以及探讨当代人身处的困境及其拯救的故事”，她的作品“之所以能让人读之震颤，就在于作家没有孤立地介绍一种病例，也不仅仅是指导同病患者的自我疗救，而是面向全体的人类，告诉他们，抑郁症的时代症状和它的象征性的隐喻"。旧伤痕与新伤痕也最终在岁月中完成反思和治愈，最终演变成爱的吁求。
参考资料：
[ 美 ] 苏珊 · 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3 页。
李兰妮 ：《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96 页。
梁永安 ：《在单身的黄金年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一席》，2017 年 6 月 28 日。
李兰妮 ：《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44 页。
李兰妮 ：《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95 页。
谢有顺 ：《当文学与疾病相遇》，《文艺争鸣》，2013 年第 9 期。
李兰妮 ：《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86、87 页。
从童年开始，李兰妮就充满了"大爱"。这是因为"从小受教育，我学的是，要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我没有学过要爱家人，爱邻居，爱狗狗。我懂得向远方付出爱，不懂得在身边怎样爱”。'不仅仅是李兰妮，那一代人都是如此。所谓的“大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体主义”，而“小爱”则是泛指“个人”。梁永安说：“我们以前特别强调集体，强调国家，强调家族。但有时候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棵非常非常生机盎然的树，就没有一个特别丰茂的大森林。所以我们个体的发育几千年来没有解决。鲁迅的小说里面写了大量的这样的问题。"2从现代文学的鲁迅时期到了当代文学的李兰妮时期，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李兰妮在当时是集体主义的一分子：我们从老师那儿得知：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与家庭保持联系的孩子。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小家庭即将取消，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要交给社会统一照管，全国人民合成一家，不分彼此。
这是"文革"时期的集体主义大家庭。然而，为什么就是在这样集体主义中长大的李兰妮没有获得爱的能力，她始终"不接受爱。不付出爱。不传递爱”“。完全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岛上，无法获得和传递生命的爱的能量。直到生病，危及了生命，这时候已经是新世纪了，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她才从宠物疗法中学会了，去爱一只小动物，因为周乐乐是她的医生与陪伴者。“因有小狗乐相伴，李兰妮那些潜伏于内心的爱意牵挂有了寄托，她也在尝试着做一些改变，与父母亲人、与那些同样养有宠物的户主们，尝试着离开自己的孤岛去与他人交流分享。”'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封闭了自我，这其中有时代的原因和个人的原因。可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对集体主义的偏爱却是一以贯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主要区别也在于此：东方文化更强调集体的重要，忽视个人的发展；而西方文化则更注重个人的个性发展，"牧童也能当总统"，是对个人发展的最好鼓励，是对个体意识的最好尊重。东方文化的整齐划一，对宏大叙事的偏好，导致了国人一段时期以来，只注重“大爱”，而忽视了“小爱”。然而，“大爱”是由无数个“小爱”组成，没有了“小爱”，“大爱”应该无法成立。如果无法去爱一只狗，如何去爱国家，爱人民。狗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只要是生命，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爱。当周乐乐进入了李兰妮的家庭，李兰妮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母女之间的感情通过一只狗获得了增进。母亲对李兰妮这样说：我们那个年代多艰难，什么也不懂，误了自己，也误了孩子。你们现在不同啊，有知识，有条件，你要珍惜周乐乐。"
这也许是母亲对过去岁月的最好反思，也是母女和解的最佳渠道。曾经铁骨铮铮的母亲的内心，经过了岁月的动荡，终于变得柔软起来。这是一位走进新世纪的母亲，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母亲。她终于理解了女儿，理解了对生命的爱与尊重。曾经在《旷野无人》中的“大爱”，到了《我因思爱成病》，变成了涓涓细流的“小爱”，她们已经学会如何去爱一个幼小的生命，如何去关爱自己，如何去关爱身边的人。唯有如此，才知道如何关爱整个世界。个人的伤与社会的伤实际上是一体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人受到了伤害，必然会在社会的肌体上得以显现。因此，对于“小爱”的理解，便是对“大爱”的尊重。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大爱”转变成“小爱”，这其中经过了人世沧桑，经历了社会文化历史的变迁。在“文革”时代，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多少热血青年满腔豪情地献身革命。刘小枫的《记恋冬妮娅》写到了一个他亲眼看到的在"文革"武斗中死去的女高中生，他写她青春的身体僵直地躺在地上，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为革命"奉献"自己年轻的生命，个体被无情地湮灭在集体主义当中。在那个荒谬的时代，个体生命被无限地蔑视。而最可悲的是，女高中生不过是这场革命中的一个"工具"而已，但她在死之前，却并不知道，她还以为自己是为"革命"而死，"死得伟大"。在改革开放年代，又有多少人在消费主义与成功主义的诱惑下，盲目地热爱物质，崇拜金钱，扭曲了灵魂。李兰妮书写了"文革"、改革的历史对中国普通人的伤害。社会、民族、个人，要付出多少沉痛的代价，才能拨开迷雾，重见文明的曙光？而以伤害为代价，完成了"大爱"至“小爱”的转变，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李兰妮一路走来，经过了“文革”、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跌跌撞撞，万千辛苦，一言难尽。虽然童年遭受了"文革"的伤害，成人之后又遭遇急剧的社会转型，在欲望支配的城市里苦苦挣扎。但是，她终究完成了精神的蜕变、凤凰的涅槃。我们除了对其遭受的苦难给以深切的同情，对她与病魔做斗争的顽强毅力报以深深的敬佩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她要解释的是疾病背后的巨大的时代隐喻，以及探讨当代人身处的困境及其拯救的故事”，她的作品“之所以能让人读之震颤，就在于作家没有孤立地介绍一种病例，也不仅仅是指导同病患者的自我疗救，而是面向全体的人类，告诉他们，抑郁症的时代症状和它的象征性的隐喻"。旧伤痕与新伤痕也最终在岁月中完成反思和治愈，最终演变成爱的吁求。
参考资料：
[ 美 ] 苏珊 · 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3 页。
李兰妮 ：《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96 页。
梁永安 ：《在单身的黄金年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一席》，2017 年 6 月 28 日。
李兰妮 ：《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44 页。
李兰妮 ：《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95 页。
谢有顺 ：《当文学与疾病相遇》，《文艺争鸣》，2013 年第 9 期。
李兰妮 ：《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86、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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