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纵抗日，文化营救

1938年10月，抗日的烽火在华南燃起。当时，惠阳、东莞、宝安、增城等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建立了以深圳龙岗坪山客家人曾生为首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成为中外闻名的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朱德同志在1945年“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总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其中，东江纵队属下的情报站功勋卓著，被盟军称为“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


曾生（1910—1995年），原名曾振声，1910年出生于广东宝安县坪山镇（今深圳市坪山区）的一个归侨家庭。1928年之前他先后在坪山、香港读书，后留学澳大利亚，1929年到广州求学，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冬，曾生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委派回惠宝地区组织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任总队长。曾生是客家人，客家人“自古以来便承继了来自中原那种忧国伤时、慷慨悲歌的气性，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回望中原，回顾昔日作为中原砥柱的豪壮，回顾祖上的荣光，因此，每当民族危难之际便会拔剑而起”（谭元亨，戴胜德.投笔从戎——曾生的战斗生涯[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53.）

据曾生回忆，东江纵队的前身——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1938年10月24日成立，成立后马上参加抗日斗争。1939年9月，“我们对日寇进行了三次战斗，三次都取得胜利。第一次在九月间，日寇约五百人从澳头登陆，向西袭扰，攻陷葵涌和沙鱼涌。我们夜间突袭日寇，收复了葵涌、沙鱼涌（是当时国际交通的港口），缴获许多弹药、器材、药品等。这一仗，是日寇登陆广东后第一次遭受的打击。第二次，日寇数百人从沙头角登陆，企图经溪涌再袭沙鱼涌，我们早派出队伍在马栏头高地伏击，将日寇打退。第三次，我们又在广九路线横岗鸡心高地打了一场胜仗，击溃日寇一千多人，伤亡敌人数十人，并击毙战马一匹”。从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到东江纵队，“我们不但抗击了日寇多次‘扫荡’，也粉碎了国民党无数次进攻……我们的队伍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多，从战斗中成长起来”。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攻占香港。此前在中共中央关怀下，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而撤到香港。日军攻占香港后，这些进步人士处境危险，随时可能遭到日军迫害。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发出指示：“设法营救困留香港的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撤到东江游击区。”廖承志与地方党组织随即向曾生、王作尧传达上级指示精神，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做好营救工作。位于深圳龙华的白石龙村，是这次大营救的中转站。时任广东抗日游击队总队长的曾生，坐镇白石龙村，配合廖承志等此次活动的组织者，踏勘水陆两条营救路线。参与此次活动的有众多客家籍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包括出生于深圳大鹏的刘黑仔、惠州联络站的卢伟如、香港梅州籍商人廖安祥等。

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务必保证安全的指示，组织者安排文化名人和进步人士打扮成“难民”模样，由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翻山穿谷，走上布满险情的行程，其间既有日军的岗卡，又有零星土匪出没抢劫。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营救工作，游击队员终于从日军的铁蹄下营救了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包括柳亚子、何香凝、夏衍、茅盾、邹韬奋等众多名人，保护了中国的“文脉”和精英。同时被游击队员帮助脱险的，还有国民党多名爱国抗日高级官员及其家属，以及被关进日军集中营的国际友人，包括英国官兵及美、印、荷、比、俄、菲、挪、丹等国的侨民总计800多人。此次营救史称“文化大营救”。



1942年1月9日，第一批文化人由游击队员护送，乘小艇到九龙，再由九龙分批出发，经元朗、大帽山，成功抵达白石龙村。当晚由曾生设客家“狗肉宴”款待，风尘仆仆的众多文化人劫后余生，感慨不已。茅盾首次品尝客家菜，大加赞赏，他说：“这顿饭吃得真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却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好，永远忘不了！”（蔡伟强.抗日战争中的东江纵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13.）

东江纵队在“文化大营救”中的卓越表现，令文化界精英赞叹不已，他们应邀给游击队指战员上文化课，教唱抗日歌曲，传授漫画创作和演戏的基本知识。邹韬奋欣然命笔，为游击队创办的报纸题字，茅盾也为《东江民报》副刊《民声》题写刊名。柳亚子则为热心参与营救工作的香港客商廖安祥赋诗一首，称其为“梅州大侠”。（陈蔚梁.香港大营救中起重要作用的客家人[N].梅州日报，2017-0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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