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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的深圳地区:国共两党在宝安县的活动-中共秘密交通站活动

作者: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深圳通史(近代卷) 责任编辑:manman 2024-07-11 人已围观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宝安县委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皇岗交通站和山厦村交通站就是在这种艰苦斗争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它们曾经是中共宝安县委和省委,中共东莞、广州地下组织联系的交通枢纽,在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

1927 年 8 月间,中共广东省委领导陈郁等指示宝安县委,要求在深圳河附近建立交通站。庄泽民遵照中共广东省委和宝安县委的指示,在皇岗水围村建立起党的秘密交通站,任务是沟通当时设在香港的省委机关与广州及各区县的联络、收集传送情报及护送重要人物进出香港。皇岗位于深圳镇与县城南头之间,与新界的落马洲、米埔村一河之隔,深圳至南头公路横贯村北,水陆交通便利,是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该村 300 多户人家,有 1000 多人,农会会员占 300 多人,建立了党组织并掌握了部分武装,群众基础较好。基于这些有利条件,县委决定以皇岗为交通大站,建立一条红色交通线,主要任务是确保省委和县委的联系,传递秘密文件、指示等。
 
皇岗交通站由共产党党员庄泽民任站长,交通线分内线和外线。外线由曾品贤负责,这条路线是从皇岗出发,经罗湖乘火车到九龙,在香港指定的联络地点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主要是把密写文件、指示带回宝安,转送到上级指定的目的地。内线由庄海添负责,这条路线是从深圳出发,到九龙旺角大华戏院附近接受任务,然后返回皇岗,经上梅林、龙华白石龙楼村宝安县委驻地。为确保交通线安全,各点都选派了可靠人员负责,上梅林由黄焕廊负责,白石龙由蔡耀负责。交通站也负责收集和传送情报,使领导机关及时掌握敌情,部署行动。1927 年 12 月,宝安工农武装在出发参加广州起义途中,接到广九铁路交通员送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并传达省委要求宝安工农武装返回原地待命的指示,避免了扑空广州而受损失。
 
皇岗交通站还兼有负责护送干部出入边境线的任务。入境的路线是由九龙、新界到落马洲,在落马洲设一落脚点,负责人是张贯卿。出境的路线是由东莞石龙或山厦、平湖,沿广九铁路到罗湖,直至皇岗,再由交通站派人护送到新界、九龙抵达香港,这是省委控制的交通线,一般情况下不使用。落马洲站在 1928 年因张贯卿迁居而改在米埔村海员工人冯水家里设立接待点,其他路线仍未改。这条红色交通线曾护送过许多同志,其中有广东省委领导人李源、蔡如平、黄学增、阮峙垣、赵自选等。
 
1928 年,中共广东省委在山厦村安排建立秘密交通站,其优势是依靠邻近广九铁路便利传递情报。交通站有长、短枪各 1 支用作自卫,主要工作任务是把塘厦、石鼓、天堂围、清溪、平湖几个地方送来的情报转送到宝安去,并为经过平湖的地方党和游击队同志提供临时住宿。何鼎华、谢阳光、赵学、肖凡波、曾鸿文等中共地方领导干部,武工队的严志胜、黄月新、王克光等同志都曾在此临时住宿。
 
山厦村秘密交通站随时更换接头地点,以流动的形式灵活隐蔽地开展活动。最初在洗九礼的山寮屋,后搬到井头岭军培仔屋,最后搬至梨头寮。尽管反动势力包围下的山厦村形势极为危险,但这个秘密交通站始终未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大革命失败后不倒的红旗。
 
1928 年 5 月,宝安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县党部组织县兵和反动民团对共产党及农民自卫军进行“清剿”,斗争异常艰苦。为保存实力,宝安党组织决定将革命力量全部转移到香港等地。
 
1928 年 5 月,庄泽民率领皇岗水围农会武装,参加东宝工农革命军,分别攻打深圳和南头,随后因力量不足而失败,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和农会骨干分散转移到香港隐蔽,庄泽民也到香港士丹利街张福记洋服店以学徒身份掩护工作。
 
1930 年 2 月,党组织决定恢复皇岗交通站,派庄泽民从香港返回皇岗,在水围开设杂货店作为掩护,并在庄海添家设立临时秘密接待站,恢复了皇岗党组织和交通站的工作。1931 年 3 至 4 月,宝安三区中共地下组织恢复,庄泽民任区委副书记兼交通站负责人。交通站仍分内外两条线,外线由曾品贤负责,内线由庄海添负责。
 
1931 年 12 月,曾品贤、庄海添先后被捕叛变,出卖了深圳大来金铺、鱼街广德祥店联络点及蔡屋围农会负责人、石厦村以及皇岗交通站负责人,致使蔡子湘、林权初、蔡成汉、庄泽民、潘兴达、庄林贵、潘柏芳、潘火有、潘丁等 9名党员被敌人抓获。叛徒又带敌人到平湖,包围纪劬劳学校,逮捕了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党员刘伯刚、刘仲德。在党员叶庆光的领导下,当地商民、店员工人、农民拿起大刀、棍棒等器械,将刘伯刚、刘仲德救出。至此,宝安党组织和皇岗交通站遭到严重破坏,红色交通线被迫中止了一切活动。后来,刘伯刚流亡新加坡,刘仲德流亡越南。蔡子湘、潘兴达被押往广州枪决,潘柏芳被保释出狱,其余 6 人直至 1936 年 6 月宋庆龄、何香凝等提出释放政治犯后才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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