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海之殇

康熙年间《新安县志》载：
 
及流离日久，养生无计，爰有夫弃其妻，父别其子，兄别弟。且为夫者哭而送其妻曰：“汝且跟他人为婢，以免死。”为父及兄者，泣而命其子若弟曰：“汝且佣工于他族，以养汝生。”时，豪民富客，常有不用赀买而拾养迁民子女者，奚啻千百焉！
 
至于壮年之民，散投各营，以图养口。其余乞食于异乡者，沿途皆是。辗转于道旁者，何处蔑有？又间有重廉耻者，行乞不忍，而又计无复出，遂自取毒草研水，举家同饮而没。上台及县长官俱日谋安插，但迁民多而界内地少，卒莫能救。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痛曰：“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两次迁海后，新安县被划到界外的土地占十之八九。几乎今深圳市的全境，加上香港地区的全境，都在被迁之列。县衙所在的南头古城仅留清兵守界，已无半点人间烟火之气了。
 
《漫游纪略》记曰：“以予所睹，界外所弃，若县若卫所，城郭故址，断垣遗础，髑髅枯骨，隐现草间。粤俗乡村曰墟，惟存瓦砾；盐场曰漏，化为沮洳。”
 
自是，新安不成其县，归入东莞。

复界
 
自1656年始，迁海为祸近四十年之久。其间，有福建总督李率泰（曾任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王来任以“尸谏”进言，终于引起了清廷的重视。
 
李率泰死前遗疏称：“臣前在粤，粤民尚有资生。近因奉旨迁移百姓，弃膏腴而为荒土，损楼阁而就茅檐。赤子苍头，啼饿在道；玉容粉面，丐食沿街，以至渐渐死亡，十不存八九。为今之计，虽不复其家室，万乞边界稍宽，俾各处村民，耕者自耕，渔者自渔，可以缓须臾之死，臣虽死亦瞑目矣。”
 
1669年，郑成功已客死台湾多年，清廷准许新安展界复县。连同回迁人口，全县仅有2172人。
 
之后，清廷推出一系列垦荒优待措施，历经近半个世纪，至1818年，新安县人口达到239115人，较迁海复界前猛增百余倍之多。
 
历经迁海之变，此新安已非彼新安了。好比一场牌局，旧的一轮过去，新的一轮开始，牌已重新洗过了。大量客家人的迁入，带来不一样的口音、习俗，连住房的式样也别有不同。广府人、客家人彼此较劲、认同、融合，延续至今。
 
更为深刻的影响是无从言说的，迁海带来的闭关锁国注定关乎一个民族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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