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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大营救
作者：杨黎光 来源：奔腾的深圳河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4-09-27 人已围观
从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发动广州战役，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7年间，深圳河畔、东江两岸、广九铁路沿线，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敌后抗战的最前线，诞生了一支威震华南的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1945年，朱德在中共七大所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包括东江纵队在内的华南抗日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东江纵队的前身是中共惠宝工委成立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及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抗战胜利时，东江纵队已发展到1.1万多人，另有民兵1.2万多人，游击区总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450万人以上。
抗战期间，东江纵队对日、伪军作战1400多次，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战斗都是围绕着阻断广九铁路通运、破坏日军的“大陆交通线”为目标，上演了一幕幕广东版的“铁道游击战”。
东江纵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战例，是下辖港九独立大队实施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
自抗战全面爆发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柳亚子、梁漱溟、茅盾、夏衍等近千名国内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先后从沦陷区和国统区辗转来到香港，办报、筹款，推动香港抗日救亡活动。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强渡深圳河，突袭香港。日军蓄谋已久，兵锋凌厉，驻港英军难以招架，节节败退。12月25日晚7时，时任港督杨慕琦到九龙半岛酒店3楼的日军战斗司令部，与日军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签署投降书。
香港沦陷后，日军四处搜捕“黑名单”上的抗日分子，并勒令旅港文化界人士限期前往日军战斗司令部“报到”，还在报纸上假借内山完造名义刊登启事，寻找邹韬奋、茅盾等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甚至在戏院、影院中打出幻灯告示，直接点名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前往半岛酒店“会面”。
这些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一旦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万分危急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毅然肩负起了营救民族文化精英、保存民族文化火种的重任。
在今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社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两份电报纸摆放在展示区的显眼处。旁边的说明文字是“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进攻香港。次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发给时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一封急电，指示采取切实可行之措施，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营救被困在港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12月下旬，周恩来又再次给廖承志发电报，进一步指示营救事宜。
电报中，周恩来的指示细致入微。
第一，指明了撤退的方向。在12月9日电报中，周恩来指出：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上海交通已断绝，香港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在12月下旬电报中，周恩来进一步指示廖承志：“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第二，指示了优先营救对象。周恩来明确指出：“孙、廖两夫人（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先派人帮助他们离港，“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我党在港的存款中开支。并特别提醒，宋庆龄的安危是重中之重。廖承志接报后，第一时间找到宋庆龄，劝说并保护她紧急赶赴启德机场，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飞机起飞不久，启德机场即遭日军攻占。
第三，要求尽快联络其他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日军进攻香港后，这些人为躲避敌人的搜查不停地搬家。兵荒马乱之中，要在偌大的港岛、九龙地区迅速、准确地找到这近千名营救对象，实在是如大海捞针。
廖承志认定，这些真正的文化人“积习”难改，即使战火纷飞，仍会流连文化活动场所，而且“只要找到一两个，就能找到一大批”。港九地区的地下工作者冒着暴露身份的巨大危险集体出动，拿着照片在报社、书店等地蹲守，果然联系上了范长江，并通过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打通了人际网。一番寻藤摸瓜之下，营救对象陆续接上了头。
东江纵队的前身是中共惠宝工委成立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及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抗战胜利时，东江纵队已发展到1.1万多人，另有民兵1.2万多人，游击区总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450万人以上。
抗战期间，东江纵队对日、伪军作战1400多次，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战斗都是围绕着阻断广九铁路通运、破坏日军的“大陆交通线”为目标，上演了一幕幕广东版的“铁道游击战”。
东江纵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战例，是下辖港九独立大队实施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
自抗战全面爆发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柳亚子、梁漱溟、茅盾、夏衍等近千名国内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先后从沦陷区和国统区辗转来到香港，办报、筹款，推动香港抗日救亡活动。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强渡深圳河，突袭香港。日军蓄谋已久，兵锋凌厉，驻港英军难以招架，节节败退。12月25日晚7时，时任港督杨慕琦到九龙半岛酒店3楼的日军战斗司令部，与日军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签署投降书。
香港沦陷后，日军四处搜捕“黑名单”上的抗日分子，并勒令旅港文化界人士限期前往日军战斗司令部“报到”，还在报纸上假借内山完造名义刊登启事，寻找邹韬奋、茅盾等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甚至在戏院、影院中打出幻灯告示，直接点名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前往半岛酒店“会面”。
这些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一旦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万分危急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毅然肩负起了营救民族文化精英、保存民族文化火种的重任。
在今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社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两份电报纸摆放在展示区的显眼处。旁边的说明文字是“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进攻香港。次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发给时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一封急电，指示采取切实可行之措施，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营救被困在港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12月下旬，周恩来又再次给廖承志发电报，进一步指示营救事宜。
电报中，周恩来的指示细致入微。
第一，指明了撤退的方向。在12月9日电报中，周恩来指出：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上海交通已断绝，香港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在12月下旬电报中，周恩来进一步指示廖承志：“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第二，指示了优先营救对象。周恩来明确指出：“孙、廖两夫人（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先派人帮助他们离港，“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我党在港的存款中开支。并特别提醒，宋庆龄的安危是重中之重。廖承志接报后，第一时间找到宋庆龄，劝说并保护她紧急赶赴启德机场，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飞机起飞不久，启德机场即遭日军攻占。
第三，要求尽快联络其他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日军进攻香港后，这些人为躲避敌人的搜查不停地搬家。兵荒马乱之中，要在偌大的港岛、九龙地区迅速、准确地找到这近千名营救对象，实在是如大海捞针。
廖承志认定，这些真正的文化人“积习”难改，即使战火纷飞，仍会流连文化活动场所，而且“只要找到一两个，就能找到一大批”。港九地区的地下工作者冒着暴露身份的巨大危险集体出动，拿着照片在报社、书店等地蹲守，果然联系上了范长江，并通过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打通了人际网。一番寻藤摸瓜之下，营救对象陆续接上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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