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大营救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心思缜密的廖承志等人制定了东、中、西三条撤退路线：东线，从港岛坐渔船出发，途经长洲岛、葵涌，撤至沙鱼涌、海陆丰地区，再步行到游击区；西线，由港岛坐渔船偷渡至澳门，再转移至台山、斗门一带；中线，先从港岛坐船至九龙，然后从荃湾走青山道，翻越900多米高的大帽山，在落马洲一带渡过深圳河，进入东江纵队驻地宝安县白石龙村（即今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社区），前后行程约50公里。
 
东、西两线走水路，看起来比较容易，但沿途常有日军巡逻艇盘查，还可能遭遇海盗水匪。茫茫海面之上，一旦有失，无可挽回。因此，只能在计划周详、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动用这两条路线，转移一些腿脚不便、身体较弱的人士。走陆路的中线虽然山高路远，却有熟悉深港地区地形、民情的港九大队短枪队一路接力护送，安全系数较高，因此成了这场大营救的主线。
 
廖承志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亲自探路，为营救行动打好前站，确保万无一失。恰好这时日军方面传来消息，将于1942年元旦后疏散数十万人到内地。廖承志抓住这个绝佳的时机，决定和乔冠华、连贯等人化装成难民混出香港，探明撤退路线。
 
从九龙到落马洲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事前规划的大路，比较便捷，问题是日军在沿途新设了巡逻队，一旦遭遇盘查，将前功尽弃；另一条小路比较偏僻，能避开日军巡逻队，但战前驻港英军为阻挡日军进攻，在那一带埋有大量的地雷，同样危险重重。
 
权衡再三，廖承志决定以身涉险。1942年元旦，廖承志同乔冠华、连贯二人躲开日军的巡逻艇来到九龙，以打麻将牌为掩护仔细研究了撤退路线中的武装护送、沿途食宿、警戒以及可能出现的情况，完成部署后由短枪队护送坐船通过大鹏湾，与等在深圳河边的东江纵队游击队员会合。
 
1月9日晚，茅盾夫妇、戈宝权、叶以群等人作为第一批撤离人员，打扮成难民模样，在港九大队短枪队的护送下，沿着事先探好的路线，长途跋涉百余里，终于到达深圳河边。茅盾在《脱险杂记》中写道：“终于到了茫茫一片的水边。有渡船，那是平底大木船。我们这一群总共装了三船。三十多分钟以后，三条木船都靠了岸；这是宝安县属，是沦陷区。”
 
化装成难民的一行人举着“良民证”，心惊胆战地通过了河边日军哨卡的“点验”。茅盾说：“过了这‘鬼门关’的人们都跑得很快……回头再一看，呵，后面来的三五位神色仓皇逃也似的奔了来了。他们一面跑，一面向我们挥手喊道：‘快走呵，日本小鬼要打人了！’”
 
接下来长达100多天的时间里，港九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的人士800多人，以及踊跃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2000多名，被深圳河两岸的东江纵队游击队员成功营救或接应。这场大营救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廖沫沙在《东江历险长留念》一文中写道：“把他们从敌人的虎口中安全地抢救出来，这不但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的功绩，而且在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一次严峻、艰巨的大撤退。”
 
这场堪称奇迹的“胜利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威信，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香港导演许鞍华执导的电影《明月几时有》是对这场大营救的全景展示，里面的主要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加入短枪队，就没有想过活着出来”的港九大队短枪队队长刘黑仔，就是深圳大鹏人，原名刘锦进，因长得黑而被称为“黑仔”。日军登陆大亚湾后，刘黑仔加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香港沦陷后，刘黑仔是第一批被派到香港组织游击队的成员之一，先后任港九大队短枪队副队长、队长。
 
刘黑仔率领的短枪队在香港神出鬼没，日军视之为眼中钉，重金悬赏他的项上人头。在汉奸特务队长肖九如等人四处搜查他的下落之际，刘黑仔将计就计，化装成汉奸队员，在金龙酒家当场击毙了正在大摆宴席的肖九如。电影《明月几时有》真实再现了这一段“香江传奇”。
 
刘黑仔留下的另一个传奇事迹，是成功让美军飞行员克尔中尉虎口脱险。隶属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克尔中尉，于1944年2月21日突袭香港启德机场时其座机被日军击落，跳伞后被港九大队营救。刘黑仔为了掩护克尔，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派发传单，铲除汉奸，搅闹鬼子老巢，终于将克尔安全送到东江纵队司令部，后又辗转送到大后方。
 
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期间，主要成员来自香港新界的港九大队共有115名战士为保卫香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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