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扶梯”上的郑永年

其次，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经验来比对中国，不能轻易套用基于西方经验而得出的逻辑和理论来解释中国发生的现象。“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郑永年把这种现象称为“知识的虚假化”。他做学问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丐帮法”，“我这个人……是从来不相信教科书的，中国的教科书不相信，西方的教科书也不相信。我自比金庸小说里面的丐帮，走走看看，一边走一边写，所以说还是有一些经验观察。”这个研究方法说到底，就是学者不能只待在书斋里，要走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亲身去感受中国的真切变化，要把中国这个实验室里发生的情况弄清楚，然后再回到理论，对理论进行深究和反思，从而提出真正的中国命题，提炼出世界性的理论回答。他说这是中国学者的时代使命。
 
郑永年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媒体根据自身的知识体系在塑造，要改变这一点，中国只有“硬实力”的增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作为“软实力”基础。如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与战争，很多都可以从其所处的知识体系的西化与自身知识体系的缺失中找到根源。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达到大国的标准，不仅要看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也要看是否已经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走在人生边上
 
2019年，郑永年应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创校校长徐扬生院士的邀请，辞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全职加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任校长讲座教授兼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恰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郑永年提出，应将大湾区打造成中国内部的“欧盟”，湾区城市间深度融合起来，建立一个南方共同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且具有想象力的战略构思。一旦建成，将是中国的一个创举，是不同制度的区域经济如何建立共同市场的世界级实验。郑永年回国后，几乎马不停蹄，通过演讲、媒体采访、政府咨询等方式表达他的思考，着实掀起了一股旋风。
 
郑永年其实并不喜欢热闹，爱独处，生活非常规律。以前在新加坡，每天早上6点45分准时起床，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三餐基本都在学校食堂解决，直到晚上七八点回家。数年如一日的固定作息，让人想起康德的闹钟。他喜欢走路，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接近走一个马拉松。他认为一个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他喜欢一边走路一边思考问题，通常是独自一人，有时也会和别人一起，但大多数人都走不了那么远，于是走着走着，也就剩他一个了。他说这跟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不跟谁比快慢，也无所谓终点，他不喜欢比赛。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拒绝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他说20世纪80年代读萨特，那时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的，与其他的人和事物无关。他说从不与人竞争，都是今天的自己跟昨天的自己进行竞争。
 
前不久，郑永年应邀参加深圳读书月的主题活动——“发展大局观”名家领读。在活动间隙，我去会客室拜见了他，介绍了我们新出的《书都·走读深圳》杂志，他夸杂志做得大气、有品质，我进而提出对他进行专访的请求。他侧身问询助手，“中英文著述加上主编的书快出版有100本了吧？”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说以前小儿子对他说过，等他出版了100本书，要为他办一个庆祝派对。他说起小儿子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慈爱的光。
 
那个曾经怀抱文学梦的青年，选择了站上理性的扶梯，如今半生过去，他的等身著述已成为这扶梯的一部分，作者之心依旧柔软，这样的理性或许更加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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