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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扶梯”上的郑永年
作者：魏甫华 来源：《书都·走读深圳》2023年6月刊 总第42期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6-04-28 人已围观
文_魏甫华 图_吴忠平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Nature）ARPE学术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获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5）、法学硕士（198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1992）、博士（1995）。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和主编著作近百部。
▲郑永年
站在“理性扶梯”（Escalator of Reason）上的郑永年，或许是对郑永年一个恰当的脚注。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提出，从长时段来看，人类社会大幅度地减少了暴力，趋向和平。平克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利维坦”“商业”“女性化”“世界主义”和“理性扶梯”这五种历史力量，使得和平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明确指出愚蠢的根源所在，才有战胜它的希望。运用理性，克服人性中的弱点，是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观念。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凡受理性指导的人，亦即以理性作指针而寻求自己的利益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也即是他们为别人而追求的东西。”而理性也正是郑永年所认同的价值，正如他所说的，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德国流亡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所著的《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Interests）。在那本书中，作者告诉人们，理性是如何引导西方从愚昧走向科学。郑永年不仅认同其价值，而且要把理性在其研究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我好像是两个人”
在一次访谈中，郑永年说自己好像是两个人：一个是以各种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是私下爱独处的人。郑永年自己并不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但是面对各种国际政治或社会问题，他希望自己可以用平生所学帮助普通读者理解现象背后的机制和逻辑—这或许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式的关怀。他说过自己年轻时有文学梦，不过后来社会科学的严格训练，让理性占了上风。
郑永年自述早年受到马克斯·韦伯“价值中立”观的影响，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摒弃个人好恶，不做价值判断，就事论事。但他逐渐意识到：“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个难题……社会本身是事实和价值的共同体，二者不可分离。然而，往往这两者之间是有鸿沟的……两者都不可偏废的。作为一个学者，只强调价值和只强调事实都是片面的……然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如果只是从价值层面谈问题而无视事实层面，就会太抽象，太理想，这样的研究只能是空中楼阁……理想的东西如果脱离现实不仅没有可行性，而且如果一味地按照你的理想去推行的话，反而对社会可能是有害的，其结果也往往跟理性主义当初的设想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去弥合事实与价值这两者之间的鸿沟。”
由于观点不试图迎合讨好任何一方，郑永年常常被误解。有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因为批评过度集权和国企垄断，郑永年为左派所排斥；因为支持一定的中央集权和现存政党体系，他也不为右派所接纳……”
向世界“解释中国”
他一直以来主要关切的问题是“解释中国”。国内翻译出版的《制内市场》是他“解释中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此前第一部研究的是中国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代转型和再造的问题，并解释了党是如何主导国家和社会的。他最近出版的英文著作《文明与中国政治体》（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是他“解释中国”第三部曲，足足有660页。从构思到完成初稿、修改和出版，差不多花了1/4世纪。
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开始撰写则始于他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任职时期。什么“解释中国”的问题意识发端于郑永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期间，成熟于在是“解释中国”？首先是要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任何对中国现象的深入分析，必须首先基于这一点，并从经验中提取出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将其概念化和理论化。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Nature）ARPE学术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获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5）、法学硕士（198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1992）、博士（1995）。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和主编著作近百部。
▲郑永年
站在“理性扶梯”（Escalator of Reason）上的郑永年，或许是对郑永年一个恰当的脚注。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提出，从长时段来看，人类社会大幅度地减少了暴力，趋向和平。平克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利维坦”“商业”“女性化”“世界主义”和“理性扶梯”这五种历史力量，使得和平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明确指出愚蠢的根源所在，才有战胜它的希望。运用理性，克服人性中的弱点，是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观念。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凡受理性指导的人，亦即以理性作指针而寻求自己的利益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也即是他们为别人而追求的东西。”而理性也正是郑永年所认同的价值，正如他所说的，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德国流亡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所著的《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Interests）。在那本书中，作者告诉人们，理性是如何引导西方从愚昧走向科学。郑永年不仅认同其价值，而且要把理性在其研究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我好像是两个人”
在一次访谈中，郑永年说自己好像是两个人：一个是以各种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是私下爱独处的人。郑永年自己并不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但是面对各种国际政治或社会问题，他希望自己可以用平生所学帮助普通读者理解现象背后的机制和逻辑—这或许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式的关怀。他说过自己年轻时有文学梦，不过后来社会科学的严格训练，让理性占了上风。
郑永年自述早年受到马克斯·韦伯“价值中立”观的影响，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摒弃个人好恶，不做价值判断，就事论事。但他逐渐意识到：“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个难题……社会本身是事实和价值的共同体，二者不可分离。然而，往往这两者之间是有鸿沟的……两者都不可偏废的。作为一个学者，只强调价值和只强调事实都是片面的……然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如果只是从价值层面谈问题而无视事实层面，就会太抽象，太理想，这样的研究只能是空中楼阁……理想的东西如果脱离现实不仅没有可行性，而且如果一味地按照你的理想去推行的话，反而对社会可能是有害的，其结果也往往跟理性主义当初的设想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去弥合事实与价值这两者之间的鸿沟。”
由于观点不试图迎合讨好任何一方，郑永年常常被误解。有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因为批评过度集权和国企垄断，郑永年为左派所排斥；因为支持一定的中央集权和现存政党体系，他也不为右派所接纳……”
向世界“解释中国”
他一直以来主要关切的问题是“解释中国”。国内翻译出版的《制内市场》是他“解释中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此前第一部研究的是中国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代转型和再造的问题，并解释了党是如何主导国家和社会的。他最近出版的英文著作《文明与中国政治体》（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是他“解释中国”第三部曲，足足有660页。从构思到完成初稿、修改和出版，差不多花了1/4世纪。
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开始撰写则始于他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任职时期。什么“解释中国”的问题意识发端于郑永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期间，成熟于在是“解释中国”？首先是要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任何对中国现象的深入分析，必须首先基于这一点，并从经验中提取出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将其概念化和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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