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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代前赴后继的拓荒牛
作者：程建 来源：深圳风物志 第二辑 家族记忆卷 责任编辑：yezi 2023-01-03 人已围观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移民城市的城市精神是进取和包容，允许人们一穷二白而来，允许奋斗后的失败。这是一方允许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怀揣着理想来拓荒，来拼搏，来让各种可能性实现的热土。深圳地处边陲，在大陆的南头，这里历来是大北方南下移民的终点。面对浩瀚的南海，他们停住了慌乱的脚步，留了下来。
早在第一个移民到来之前，深圳这片土地上就已繁衍生息着人类：古“百越”族中的古南越族。公元前214年，秦平定岭南，设置岭南三郡，深圳被纳入帝国的版图。西汉武帝平定岭南，把南越国领土分成九个郡，深圳地区属南海郡。西晋时期，中原人因逃难，源源不断地渡过长江，乔迁江南，甚至越过南岭，顺着东江、北江，来到珠江三角洲，集聚到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周围。随着居民的集聚，食盐需求量越来越大。据地方志记载，三国东吴在南头设立司盐都尉，管理南海边的盐业生产，取名为“东官”，取“东方盐官”之意。西晋末年，战乱和饥荒接踵而至，黎民百姓携家南逃，被称为“流人”，其中很大一部分逃到珠江流域。后来，东晋又发生了“五胡乱华”，大量的中原士族举家南迁。
随着移民越来越多，越来越往南移，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分南海郡设立东官郡，下辖宝安、海丰、兴宁、雷乡四县，加强了对这一区域的治理，并在南头“司盐都尉垒”的基础上加筑城池。这里离朝廷最远、最南，“南头”这个名字当之无愧。随着中原移民的增多，儒家传统文化也在这里逐渐生根。铁仔山的考古发现证实，至少从东晋中叶开始，北方移民文化再次与深圳地区的土著文化交汇融合。由于人口少，地区经济长期不发达，无法承担地方财政的开支，宝安县于唐至德二年（757年）改为东莞县，县城也由南头迁往涌（今东莞）。
两晋时期的移民应该是深港地区的第一次移民潮。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而且改变了当地的居民结构，使这一地区进一步发展。
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两宋时期，这一次移民与盐业密切相关。地处珠江出海口的深港地区，除了大面积的山地，剩下的就只有小面积的滨海平原。这些平原由于土壤盐碱含量高，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前面已提到三国东吴在南头设司盐都尉，至北宋初年，据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东莞县有靖康、大宁、东莞三盐场，海南、黄田、归德三盐栅。”其中东莞盐场在南头前海、后海一带，海南盐栅在香港大屿山，黄田盐栅在西乡一带，归德盐栅在松岗、沙井、福永一带。由此可知，从今天东莞和深圳交界的茅洲河入海口一直到香港的大屿山，深圳西部的整个海滨都被用来晒盐了。北宋初期官府收购海盐，每石（约五十九公斤）给钱二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北宋后期，深圳地区原来的归德、黄田盐栅升格为场。南宋初年，在深圳葵涌增设叠福盐场，在香港九龙设官富盐场。《宋史·食货志》载：“广州东莞、靖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南宋，这里生产的广盐除了供应广南东路（今广东大部地区），还供应广南西路（今广西、广东部分地区及海南）的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桂州（今广西桂林市），还有江南西路的南安军（今江西上饶市）。盐场大量招募盐工，形成新的居民群体，他们的身份为灶籍，由盐课司管理。据地方志记载，明代归德盐场人户一千四百五十二户，人丁三千八百三十三丁；东莞盐场人户四百五十四户，人丁七百七十一丁；黄田盐场人户四百五十九户，人丁五百四十八丁。这三个盐场，盐民人家就有二千三百六十五户，人丁五千一百五十二人。据估计盐业居民在一万人以上。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政府在深圳设立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据《明史》卷九十、志第六十六记载：“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军户实行世袭制，子子孙孙相继。他们不纳税或纳很少的税，但必须根据国家要求服兵役，平时进行军屯，分田耕种。
到了明代，随着倭寇、海盗和番夷骚扰加剧，南头一带显示出愈来愈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如康熙《新安县志》所说的那样：“新安，弹丸小邑也。然佛堂门诸险，砥柱大洋，较虎门尤为扼塞。景炎驻跸，忠义之苗裔多留寓焉。若大奚名胜，鱼盐物产，不胜仆数。东北与东莞，及循州之归善、博罗相错犬牙，海西南向，遥连香山，澳门，实与省会相辅。”明正德年间，当地百姓也曾请求从东莞县分立新县，可惜没有被官府采纳。明代隆庆六年（1572年）二月，广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调补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负责广东海疆的防御及安全。在他的帮助下，万历元年（1573年），深港地区从东莞县分立出来，成立新安县。据康熙《新安县志》记载，万历元年，新安县共计有七千六百零八户，人口三万三千九百七十一人。
明清时期，深港地区的居民类别由民籍、灶籍和军籍构成，全县的常住人口在四万五千人左右。
为防止沿海居民接济反清复明势力，清初两次迁海，将新安境内居民迁往他乡，新安县被并入东莞县，当地的盐场也被完全废弃。康熙七年（1668年），新安县人口仅剩二千余人。后来广东巡抚王来任力陈迁界之害，次年朝廷下令复界，新安县得以恢复。尽管清廷明令“尽复闽粤沿海居民之旧业”，但“边界虽复，而各县被迁内徙之民，能回乡居者，已不得一二”。复界后的前三年，仅迁回原住民三千余人。为了复垦宽旷地多的粤东沿海地区，政府准许各地流移的农民迁入，实行招垦劝农的政策，吸引了大批客家人迁入归善县和新安县。原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客家民系，纷纷举家南迁至深圳东部山地丘陵地区。
康熙迁海也严重影响了深圳西部沿海盐场。复界初期，原来从事晒盐业的灶户回迁甚少，政府虽努力招复，但入迁垦荒者多不习煮盐，广盐的市场也逐年萎缩。据《清实录》卷一二四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户部议复广东巡抚李士桢疏言：粤东滨海小民，藉盐资生。从前江西、南赣两府俱食粤盐，因康熙元年禁海以来……改食淮盐。今粤省平定，请循旧例，令南赣两府仍食粤盐销引。从之”。盐民逃亡，盐田荒废，很长时间都无法恢复生产。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广东东莞盐场大使胡文焕因缺少盐额被革职留任，限期半年内补足的事件。盐场到了无利可图的地步，只能关门大吉。乾隆三年（1738年），东莞县的靖康盐场并入归德盐场，称为“归靖盐场”。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归靖、东莞盐场均被裁撤，盐田因池漏被废弃，改做稻田，盐民改做农民。由于西部沿海地区开发比较早，那里的居民自认为是土生土长的居民，也因长期属广州府管辖，就成了所谓的“广府人”，而来自东部山地丘陵的新移民就被视为“客家人”。
康熙迁海改变了沿海地区的人口构成、社会形态和村镇结构等，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导致古代深圳一次最大移民潮，也是如今深圳地区西广府文化、东客家文化及其聚落形成的社会背景。
深圳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一代又一代的移民都是拓荒牛，无论是来种地、晒盐，还是来捕鱼、养蚝，他们都把这块土地当成自己的家园来建设。随后，一个人变成一家人，一家人变成一个家族，深圳的历史文化就是由他们创造的。
早在第一个移民到来之前，深圳这片土地上就已繁衍生息着人类：古“百越”族中的古南越族。公元前214年，秦平定岭南，设置岭南三郡，深圳被纳入帝国的版图。西汉武帝平定岭南，把南越国领土分成九个郡，深圳地区属南海郡。西晋时期，中原人因逃难，源源不断地渡过长江，乔迁江南，甚至越过南岭，顺着东江、北江，来到珠江三角洲，集聚到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周围。随着居民的集聚，食盐需求量越来越大。据地方志记载，三国东吴在南头设立司盐都尉，管理南海边的盐业生产，取名为“东官”，取“东方盐官”之意。西晋末年，战乱和饥荒接踵而至，黎民百姓携家南逃，被称为“流人”，其中很大一部分逃到珠江流域。后来，东晋又发生了“五胡乱华”，大量的中原士族举家南迁。
随着移民越来越多，越来越往南移，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分南海郡设立东官郡，下辖宝安、海丰、兴宁、雷乡四县，加强了对这一区域的治理，并在南头“司盐都尉垒”的基础上加筑城池。这里离朝廷最远、最南，“南头”这个名字当之无愧。随着中原移民的增多，儒家传统文化也在这里逐渐生根。铁仔山的考古发现证实，至少从东晋中叶开始，北方移民文化再次与深圳地区的土著文化交汇融合。由于人口少，地区经济长期不发达，无法承担地方财政的开支，宝安县于唐至德二年（757年）改为东莞县，县城也由南头迁往涌（今东莞）。
两晋时期的移民应该是深港地区的第一次移民潮。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而且改变了当地的居民结构，使这一地区进一步发展。
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两宋时期，这一次移民与盐业密切相关。地处珠江出海口的深港地区，除了大面积的山地，剩下的就只有小面积的滨海平原。这些平原由于土壤盐碱含量高，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前面已提到三国东吴在南头设司盐都尉，至北宋初年，据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东莞县有靖康、大宁、东莞三盐场，海南、黄田、归德三盐栅。”其中东莞盐场在南头前海、后海一带，海南盐栅在香港大屿山，黄田盐栅在西乡一带，归德盐栅在松岗、沙井、福永一带。由此可知，从今天东莞和深圳交界的茅洲河入海口一直到香港的大屿山，深圳西部的整个海滨都被用来晒盐了。北宋初期官府收购海盐，每石（约五十九公斤）给钱二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北宋后期，深圳地区原来的归德、黄田盐栅升格为场。南宋初年，在深圳葵涌增设叠福盐场，在香港九龙设官富盐场。《宋史·食货志》载：“广州东莞、靖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南宋，这里生产的广盐除了供应广南东路（今广东大部地区），还供应广南西路（今广西、广东部分地区及海南）的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桂州（今广西桂林市），还有江南西路的南安军（今江西上饶市）。盐场大量招募盐工，形成新的居民群体，他们的身份为灶籍，由盐课司管理。据地方志记载，明代归德盐场人户一千四百五十二户，人丁三千八百三十三丁；东莞盐场人户四百五十四户，人丁七百七十一丁；黄田盐场人户四百五十九户，人丁五百四十八丁。这三个盐场，盐民人家就有二千三百六十五户，人丁五千一百五十二人。据估计盐业居民在一万人以上。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政府在深圳设立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据《明史》卷九十、志第六十六记载：“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军户实行世袭制，子子孙孙相继。他们不纳税或纳很少的税，但必须根据国家要求服兵役，平时进行军屯，分田耕种。
到了明代，随着倭寇、海盗和番夷骚扰加剧，南头一带显示出愈来愈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如康熙《新安县志》所说的那样：“新安，弹丸小邑也。然佛堂门诸险，砥柱大洋，较虎门尤为扼塞。景炎驻跸，忠义之苗裔多留寓焉。若大奚名胜，鱼盐物产，不胜仆数。东北与东莞，及循州之归善、博罗相错犬牙，海西南向，遥连香山，澳门，实与省会相辅。”明正德年间，当地百姓也曾请求从东莞县分立新县，可惜没有被官府采纳。明代隆庆六年（1572年）二月，广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调补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负责广东海疆的防御及安全。在他的帮助下，万历元年（1573年），深港地区从东莞县分立出来，成立新安县。据康熙《新安县志》记载，万历元年，新安县共计有七千六百零八户，人口三万三千九百七十一人。
明清时期，深港地区的居民类别由民籍、灶籍和军籍构成，全县的常住人口在四万五千人左右。
为防止沿海居民接济反清复明势力，清初两次迁海，将新安境内居民迁往他乡，新安县被并入东莞县，当地的盐场也被完全废弃。康熙七年（1668年），新安县人口仅剩二千余人。后来广东巡抚王来任力陈迁界之害，次年朝廷下令复界，新安县得以恢复。尽管清廷明令“尽复闽粤沿海居民之旧业”，但“边界虽复，而各县被迁内徙之民，能回乡居者，已不得一二”。复界后的前三年，仅迁回原住民三千余人。为了复垦宽旷地多的粤东沿海地区，政府准许各地流移的农民迁入，实行招垦劝农的政策，吸引了大批客家人迁入归善县和新安县。原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客家民系，纷纷举家南迁至深圳东部山地丘陵地区。
康熙迁海也严重影响了深圳西部沿海盐场。复界初期，原来从事晒盐业的灶户回迁甚少，政府虽努力招复，但入迁垦荒者多不习煮盐，广盐的市场也逐年萎缩。据《清实录》卷一二四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户部议复广东巡抚李士桢疏言：粤东滨海小民，藉盐资生。从前江西、南赣两府俱食粤盐，因康熙元年禁海以来……改食淮盐。今粤省平定，请循旧例，令南赣两府仍食粤盐销引。从之”。盐民逃亡，盐田荒废，很长时间都无法恢复生产。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广东东莞盐场大使胡文焕因缺少盐额被革职留任，限期半年内补足的事件。盐场到了无利可图的地步，只能关门大吉。乾隆三年（1738年），东莞县的靖康盐场并入归德盐场，称为“归靖盐场”。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归靖、东莞盐场均被裁撤，盐田因池漏被废弃，改做稻田，盐民改做农民。由于西部沿海地区开发比较早，那里的居民自认为是土生土长的居民，也因长期属广州府管辖，就成了所谓的“广府人”，而来自东部山地丘陵的新移民就被视为“客家人”。
康熙迁海改变了沿海地区的人口构成、社会形态和村镇结构等，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导致古代深圳一次最大移民潮，也是如今深圳地区西广府文化、东客家文化及其聚落形成的社会背景。
深圳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一代又一代的移民都是拓荒牛，无论是来种地、晒盐，还是来捕鱼、养蚝，他们都把这块土地当成自己的家园来建设。随后，一个人变成一家人，一家人变成一个家族，深圳的历史文化就是由他们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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