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喜义： 多项金融改革从罗湖起步推向全国（三）

我来到深圳工作了半年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听说了我推动的一些事情，多次与深圳市领导联系要调我回去，我就回到了总行。但回去了以后，我的心始终还是留在深圳，觉得罗湖是一块热土，能够干出些事情来，所以我就琢磨，咱有机会还要“杀”回来。

1988年我第二次南下深圳。当时，我把写好的希望调去深圳工作的报告提交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陈慕华审批，反复争取之后领导最终同意了。拿到正式审批的时候，我正好在成都温江主持召开一个全国的重点银行联席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就带着批文一路南下，到了宜昌后我打电话给老伴，说在武汉等她一起去深圳。

外汇调剂中心是我第一次来深圳时在罗湖主导推出的。第二次来了以后，我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副行长，1990年升任分行行长。第二次赴深后我继续推进外汇市场改革，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拿到了总行的批文，外汇经纪中心也在罗湖华通大厦开业了，进行外汇拆借，充分把闲置的外汇资源利用起来发展经济。

这之后，对于国家一项外汇政策的执行，我进行了大胆变通。那是1993年12月31日，我们接到国务院通知和央行公告，要从1994年1月1日开始进行汇率并轨，实行统一汇率，企业外汇收入都要结汇卖给国家，用汇一律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核批，并且不允许外币在境内流通。

看过这一通知，我当天半夜就联络深圳各家银行开会，研究出两点主要办法：第一，创汇企业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开设1个月的过渡账户，在1个月内企业可以自用，过1个月再卖给国家；第二，把不允许外币在境内流通改成了不允许“外国货币”在境内流通。那时候不少香港人通过罗湖口岸过来深圳买东西都是用港币，有很多港币在深圳乃至珠三角流通，这样做就等于是变通了一下，允许港币在境内流通了。

等到天一亮，我就把这一决定报告了总行，总行派了工作组过来考察，并把结果上报到国务院。后来，国务院开会研究汇率并轨实施的影响，觉得深圳的变通办法可行。当时如果实行汇率并轨，市场一下子消化不了。如果直接禁止港币流通，深圳经济也会受到损失。在改革中总得冒着风险，没有突破风险就前进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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