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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溪林：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作者：苏泉来源：北大人在深圳·第一辑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3-01-20 人已围观

人物简介：
蒋溪林，男，1964年3月生，汉族，湖南衡阳人，1980年9月就读北大法律系，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美国罗斯福大学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曾在国家体改委、中央电视台、人事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工作，2015年任深圳市委委员，深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参与了立法、行政、司法多领域改革与创新实践。

“小男孩”金榜题名

1980年初秋，天气还很炎热。湖南衡阳乡下，一个16岁男孩正带着兄弟们为“美好生活”在小河沟抓鱼。那时候，河水清清、水草丰茂、鱼虾密布。一纸通知书从北京悄然飞到这里，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也改变了男孩的人生命运。

这个“小男孩”就是蒋溪林，接到的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38年后，谈及金榜题名，他还是满脸的兴奋和喜悦，还能精准地还原当时的场景和细节。他动情地说，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蒋溪林的父亲建议他稳妥为上，不要碰北京大学。

“溪林，我们公社从民国到现在还没有人考上北大。我们农村娃，能进城读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就很好了，不要冒险。”

北京大学一直是“小男孩”神往的地方。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恩师生病住院了，在病床上，恩师伸出干瘦的左手拉着他的手说：“溪林啊，你能不能助我实现一个梦想？我教过的学生中还没有出过北大生。”以往苍劲有力的大手在当时已经变得羸弱，声音也不如从前洪亮。“

我报这个志愿，还有一点报师恩的成分。”他回忆道。

▲1986年秋在未名湖畔

怀揣着师生的共同“梦想”，他趁着父亲午睡，悄悄更改了志愿。“我一直是个‘乖乖仔’，”他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冒险，对父亲说‘不’。”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不久，全国上下生机勃勃。当时北大最火的专业还是文史哲，而他填报的志愿是经济学、法律学专业。他回忆道：“选择经济、法律专业的确受到那时大气候的感染，经济学专业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无奈我英语成绩太差无缘经济系。”

北大七年的幸福时光

15岁那年，蒋溪林参加全县高中生作文比赛，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吃上馒头，第一次住上招待所。此前，他的活动圈很少超出公社辖区。有时考得好成绩，父亲会带他出公社到镇上，犒赏他两根香喷喷的油条。

16岁那年北上求学，他第一次坐上火车，跨长江，越黄河，第一次看到华北平原挺拔的白杨树，想起了语文课本里的《白杨礼赞》。他的父亲怕他丢了，一路送他到北大。父亲带他看了故宫和颐和园，说这是北京最好的景点，叮嘱他以后不要再出去玩了，要好好读书，不然会跟不上班，因为班上的学习尖子太多了。

▲求学时期的蒋溪林

1980年的北大，建筑面积只有40万平方米，没有高耸的大楼，但大师云集。蒋溪林记得那时经过燕南园时，经常能见到国宝级大师。朱光潜先生经常独自一人坐在一把绿色的椅子上晒太阳，他不止一次向朱老先生请教，朱老诲人不倦。

当时的班上各种状元不少，能人高人很多。蒋溪林入校时身高不足160厘米，体重不到100斤。当他见到身高超180厘米的女同学时，不禁惊呼：女孩子能长这么高？他还有一个短板，就是普通话不过关，中学老师的课全部用湘方言教的。当时他看电影能听懂八成，听课只能听懂六成，上完课他还要借同学的笔记本再“核对”。“父母知晓我的难处后，挑了一担稻谷卖了，寄来20元钱，我用19.8元买了人生的第一台电器——红灯牌收音机。有了收音机，我的普通话听说能力就进步快多了。”回忆起往事，他点滴都记得很清楚。

他的第一学年是在自卑、恐惧、忐忑不安中艰难度过的。第二学年，张国华教授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这是法律课程中离传统国学最近的一门学科，张教授毕业于西南联大，治学严谨、功力深厚。他完全折服于张老师的学术风采，对这门课也格外用心，课外遵师嘱认真阅读了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有一次张老师要求每个班派一名代表上台讲学《论语》的体会，他代表二班发言。张国华老师觉得他讲得不错，就推荐给了班主任郑兆兰老师。郑老师很给力，就“提拔”他当了班上的学习委员。

“张国华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郑兆兰老师是我的贵人。”蒋溪林回忆道，“我一直很感激他们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拾自信，在强手如林的北大找到了感觉。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担任学习委员，初中、高中、本科、硕士研究生各个学习阶段都担任过，乃至参加工作后参加各种学习班、专题研修班，还常常担任，可算是与学习委员有不解之缘。”

20世纪80年代初，是北京大学法学教育发展最繁荣的时候。北大法律系是全国法学教育的标杆，是“立标准”的。北大领先全国开设法学基础理论课程，同时也是全国第一个开设经济法专业的学校。师资阵容强大，法理学有陈守一教授、沈宗灵教授、张宏生教授、刘升平教授，法律史学有张国华教授，国际法学有王铁崖教授、赵理海教授，宪法学有龚祥瑞教授、肖蔚云教授、罗豪才教授，刑法有杨春洗教授、甘雨霈教授，民商法有芮沐教授、魏振瀛教授，环境法有金瑞林教授。在北大的七年学习中，蒋溪林很感恩北大带给他高品质的法学教育和学术环境。

回忆北大求学岁月，他说道：“我觉得我学会了学习，学习是一个终生的过程，学会学习方法更重要。”他学习很刻苦，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学过英语，高考英语只考了9分，纯属在40分选择题中连蒙带猜，而同班同学中有好几位考了90多分。当时资讯不发达，想找一张英文报纸、一份英文杂志都费劲，也买不起录音机。他几乎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学习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的英语结业考试他考了90多分。北大的讲座是一座金矿，他课余时间还听了很多大师讲座，累积下来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维，提升了格局。他还很爱读书，经常趁着周末，在学三食堂买几个六分钱一个的面包，接一瓶开水，就跑到附近僻静的公园去看书，常常一看就是一天。“现在回想起来，大学二年级课外看的50本书让我一直受益。”

在学习之余，他还加入了武术社，跟李子鸣大师的嫡传弟子练八卦掌。习武既锤炼了他的意志，也提升了身体素质。后来大学生体育达标测试，他每项得分均是100分，其中引体向上一口气还做了35个。大学期间农村娃蒋溪林还听从周培源校长的教诲恶补了艺术鉴赏，培养了对音乐和美术的兴趣，也学会了下围棋、中国象棋和踢足球。他还参加过一次征文竞赛，主题是“壮哉中华”。蒋溪林写的《中华的复兴与改革》获得第11名。虽未进入十佳，但也获得了10元奖励，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获得“大奖”。1983年，他写的一篇豆腐块文章上了《中国青年报》，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书写的文字变成“铅字”。

蒋溪林的父亲给他算了一笔账，本科四年总共花了763元。体谅到家里生活并不富裕，他上学的时候在食堂里勤工俭学，帮食堂打菜打饭，一次三毛钱。用这笔钱，他给母亲买了一副皮手套，还买了第一本《新英汉词典》。

▲1987年北大读研时春游妙峰山

谈到当年北大食堂的饭菜，他满是欢喜：“那个时候北大卖得最快的就是红烧带鱼和排骨，还有水饺。北大的油焖茄子，是我最爱吃的。我最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可以不用排队就可以吃到想吃的，外加一顿饱饭。”

说实话，在同学面前卖饭在当时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他当时内心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说服他的是四个字：劳动光荣。直到今天，他仍然对烹饪有强烈的兴趣。

研究生阶段，每月学校发54元，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北大25楼附近开了一家“桂林马肉米粉”，味道很正，他不时光顾打牙祭。第一次吃涮羊肉是1985年冬天，他一口气干掉2斤，餐资来源于哥几个的武警法律函授课程的判卷费。

“北大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北大培树了我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以及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做事方面，北大培养了我的科学态度、专业精神以及创新意识；在做人方面，我学会了与人为善、厚道处世、团队合作、换位思考及永不放弃。”回忆起七年的北大生活，他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