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悦宁：主持深圳重大建设，一生引以为豪

朱悦宁

1944 年出生于陕西临潼。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在辽宁建昌县、辽宁省委宣传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务院办公厅任职。1985 年调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后任副市长，先后兼盐田港建设、机场建设、妈湾电厂建设总指挥。

1986 年初，我开始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分管工业、交通、科技、办公厅和体制改革，在这个岗位上前后两届，长达十年。作为分管领导，直接领导了包括盐田港、深圳机场、深圳地铁、妈湾电厂、沙头角和福田保税区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的筹组、建设。回顾以往，我认为更值得一提的工作，还是主导了深圳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领导了深圳股票上市发行的起步工作，并为深圳民间科技企业创立和发展，付出了努力，也包括曾着意在实践中探索实施深圳特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

虽然后来工作岗位不在深圳了，但仍居住在这个城市，亲眼见证它日新月异的发展，看到它在各大城市对比中凸显优势，尤其是近几年深圳仍保持着创新发展的活力，甚感欣慰。我深为自己当年能到深圳工作而自豪！

朱悦宁：主持深圳重大建设，一生引以为豪

壹

特区工作具有挑战性、前瞻性、开拓性，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批“石头”，其优劣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读书百卷从卖菜棚走进北京

我出生在骊山北麓，渭水之滨。1964 年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贸易系的会计学专业。大学只读了两年基础课，因为社会形势在学校待了六年，后来被分配到辽宁朝阳。

朝阳所属建昌县（今属葫芦岛市）是个山区。清朝时，那里林密草丰，是皇家的狩猎场。但日伪时期，树木被砍了个精光，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庆幸的是，山区里山货野果不少，其中最出名的是杏仁，常年销往日本。开始，我被分配到县食品公司的蔬菜门市部。卖菜没有技术，但有经验，时间长了，就能达到徒手称重的境界。你要买点什么，随手一抓，八九不离十，就足秤了。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被分配来卖菜，却也自得其乐：我有足够的空闲时间自由支配。

回想起来，大学那几年和在建昌县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两个时期。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文选》，到唐诗宋词，我都通读了好几遍。

一次偶然机会，我为县财贸系统的“学毛著讲用大会”撰写发言稿，得到县委书记的高度评价，立马把我从蔬菜门市部调去了县委宣传部。此后，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报道、文章，其中有一篇讲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标庄的风波》，加花边发表在《辽宁日报》头版，在省内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让我“臭名”远扬了。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几篇作品，也都产生了一些影响。

在县里待了不满五年，我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参与省委《理论与实践》的编辑工作。又过了几年，又从沈阳调回北京，先后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后来又调进中南海，到了国务院办公厅。

调任深圳，摸着石头过河

1985 年，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调我一起南下深圳。当时，已是不惑之年的我，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当副主任，主要工作是服务于国务院领导同志，参加会议、随行出差、整理材料、起草文件，各方面都挺顺利。

但李灏同志身负重任，只身南下，担负起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的领导工作，而特区工作具有挑战性、前瞻性、开拓性，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批“石头”，其优劣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我虽从建昌县的卖菜棚子，一路走进中南海，但并未从事过如此重大具体的一线工作。去深圳经济特区闯一闯，拼搏一回，当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诱惑力。当李灏同志找我谈南下深圳时，我什么话也没说，只问了一句：“那里热吗？”

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正式通知我调动时，他说：“去吧，争取干好。干不好再回院里！”我回答说：“一定争取干好，干不好不回来见您！”

就这样，我带了简单的行李，辞别在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工作的妻子和正在读小学的双胞胎女儿，南下深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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