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悦宁：主持深圳重大建设，一生引以为豪

贰

“人这一生做不了几件事！你们能把特区这件事做好，就很不错了。”

扎根深圳脚踏实地做事情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正漫卷着祖国大地。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

初始的深圳是一张白纸，也是开始沸腾的火炉，到处是机器轰鸣的建筑工地。生活环境并不好，南方的粗米盖浇饭，我的肠胃还不适应。工作忙乎一天，半夜回到空荡荡的家中，煮包方便面对付一下。半年下来，我变得又黑又瘦，体重只剩下一百零几斤。就这样我硬是一年没出经济特区“二线”。

当时深圳的经济出了一些问题，大批基建队伍被裁减，很多企业发不出工资，商业贸易积压严重。春节来了，那是我在深圳过的第一个春节，街上冷冷清清。冷风乍起，塑料袋漫天飘飞……

此情此景，我确也动过调回北京的念头。有一次，国务院领导同志来深圳考察，说到我在深圳的去留问题，他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人这一生做不了几件事！你们能把特区这件事做好，就很不错了。”话少理多，教诲至深，越想越有道理，越琢磨越深刻。

挣脱束缚 创立保税区探索特区管理模式

1986 年末，深圳开始压缩基建规模、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向制造业倾斜。能不能走好这一步，关系到深圳能否挺直腰杆站起来，进而以高新技术含量的产业走向世界。

我作为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着手制定了一个工业发展三年规划：1987 年到 1990 年，工业产值从 26.7 亿元达到 100 亿元以上。现在看，100 亿元几乎不值一提，但那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有很多人，包括北京主管部门的专家、领导都表示过怀疑，问技术人员在哪，水和电在哪，原材料在哪。我们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却心中有数。因为这是一家一家企业去调研、统计，最后累计出的三年后的产值总额，又往下砍了几刀。严格来讲，这是个实事求是的统计。

后来的实践，出人意料地大大超越了工业三年规划，“深圳速度”实现了由基建领域向产业发展的转变，开始为高层次外向型经济的腾飞奠定基础。

保税区的筹建也是深圳当年的一大“创造”。1987 年，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同志到深圳考察。我去迎宾馆向张劲夫同志汇报，并提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沙头角或什么地方划出一块地，实行“境内关外”的保税政策，直接按国际惯例运作？张劲夫同志当即就肯定了这个想法，并立即给有关部门负责人打了电话。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搞个文件，我来批。”经过一段时间筹建、报批，全国第一个保税加工区在沙头角海边一片空地上诞生了。后来，又筹建了福田保税区，开始都由我兼任两个保税区管委会主任。

为什么会想到设立保税区？主要是当年设想经济特区的模式，如“放开一线，管好二线”“一线管人，二线管物”“境内关外”“半导体”等，都未得到批准和实施，一些旧的条条框框仍在束缚着特区的发展。设立保税区就是想把特区的上述基本构想，在较小的范围内实施，起到示范和突破作用。两个保税区都办得不错，为特区发展做出不小贡献。但管理模式上并未实现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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