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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亲历深圳开放，见证国家巨变
作者：戴北方、林洁、王璞 来源：《深圳口述史 2002—2012》 责任编辑：Gangan 2022-12-08 人已围观
梁振英
汉族，1954 年 8 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41 年前，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消息从内地传到香港 ,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香港人都满怀激情，抱着报效国家的精神，自己出路费到深圳、广州、上海等地，帮助内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
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
梁振英：亲历深圳开放，见证国家巨变
汉族，1954 年 8 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41 年前，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消息从内地传到香港 ,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香港人都满怀激情，抱着报效国家的精神，自己出路费到深圳、广州、上海等地，帮助内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
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
梁振英：亲历深圳开放，见证国家巨变
壹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20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
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 300 多港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塑料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 40 平方米的小单位。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20 世纪 70 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
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我考虑再三，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
1974 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学生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比我广、阅历比我丰富，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
第一次来深圳
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
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 1977 年 8 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的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 “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 40 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 3 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
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 300 多港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塑料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 40 平方米的小单位。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20 世纪 70 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
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我考虑再三，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
1974 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学生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比我广、阅历比我丰富，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
第一次来深圳
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
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 1977 年 8 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的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 “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 40 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 3 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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