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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亲历深圳开放,见证国家巨变
作者:戴北方、林洁、王璞 来源:《深圳口述史 2002—2012》 责任编辑:Gangan 2022-12-08 人已围观
梁振英
汉族,1954 年 8 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41 年前,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消息从内地传到香港 ,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香港人都满怀激情,抱着报效国家的精神,自己出路费到深圳、广州、上海等地,帮助内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
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
梁振英:亲历深圳开放,见证国家巨变
汉族,1954 年 8 月生,祖籍山东,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英国测量师学会(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连续担任三届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41 年前,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消息从内地传到香港 ,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香港人都满怀激情,抱着报效国家的精神,自己出路费到深圳、广州、上海等地,帮助内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
如今,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闯、敢创,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
梁振英:亲历深圳开放,见证国家巨变
壹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留学生活激发我报效祖国的心20世纪30年代,父亲只身从山东威海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我出生于香港。当时父亲收入微薄,我们虽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据规定,父亲退休时我们得搬出警察宿舍。为了帮补家计,母亲发动一家人穿塑料花赚钱,我从小就帮着家里买菜和送货。
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 300 多港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塑料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 40 平方米的小单位。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20 世纪 70 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
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我考虑再三,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
1974 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学生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比我广、阅历比我丰富,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
第一次来深圳
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
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 1977 年 8 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的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 “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 40 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 3 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
一家人夜以继日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 300 多港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父亲退休时,退休金加上我们穿塑料花赚来的钱,终于够我们在市区西环买一套约 40 平方米的小单位。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当时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热门专业,我却另辟蹊径,选了建筑测量专业,这个“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专业在我看来,非常有趣。20 世纪 70 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专业从此与我相伴,成为我往后事业的起点。
大学毕业后,我计划出国深造,当时有几所英国大学录取我。其中一所能让我直读二年级,两年后毕业。另一所则要由一年级读起,三年毕业。若读两年,我可为家庭省下不少费用,还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我考虑再三,还是选择了读三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专业:欧洲一体化。
1974 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学生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他们的学识比我广、阅历比我丰富,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
第一次来深圳
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彼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
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 1977 年 8 月。刚留学归来的我跟着中学老师去深圳水库看画展,当时的过关口岸是罗湖口岸,只提供 “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那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 40 多人,过关手续却非常繁杂。每个旅客得经过边防人员的问话,比如姓名、年龄、职业、来深圳做什么等等。问完后,边防人员会发一张回乡介绍书,就是那次旅行的证件。出关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这个回乡介绍书上盖章。每逗留一天就要盖一个章,逗留两天就得盖两个章,依此类推。过关问题解决了,还得去中国银行换钱,将港币换成人民币。那时人民币管制比较严,在银行换的人民币必须得在内地花完,不能带回香港。我记得我们办完整个手续就花了 3 个小时。当时深圳尚未发展起来,出了关口,到处都是黄土路,没有巴士也没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轻人瞄准了商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载客。我记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钱到达目的地,体验了一次“自行车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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