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亲历深圳开放，见证国家巨变

贰

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

为刚起步的深圳贡献专业力量

1978 年 12 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此刻的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

1979 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二十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

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二十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彼时，深圳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

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堵白墙前两排桌椅，桌上是一台旧式幻灯片投影机，地上散落着连接远处插座的电线。我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衫，口袋里还插了一支红笔。

第一节课我讲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由于不会讲普通话，我讲课时还需要翻译，后来慢慢才学会讲普通话。

或许是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敏感问题上。

这些学员来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还有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组织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我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告诉我：“原来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我们每个月来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要用去整个周末。通常星期六讲完课，我便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我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讲课。

 深圳人的精神：敢想、敢做、敢闯、敢创

很多经历过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

深圳在40年里崛起，经济总量从 1979 年的 1.97 亿元到 2018 年突破 2.4 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敢闯敢试。

我在授课时发现，对于台下的学员来说，不管授课教师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曾主持过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方面的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外界环境不允许，深圳的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 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 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地图，带回去参考。

在我 8 年的深圳授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我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了。

深圳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在我们最初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时所没想到的。

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由于当时深圳没有地图，我们就拿了张航测图做参考。那张航测图是飞机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现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

当深圳方面提出以 30 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

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大型的移民城市。

我们最终还是以 30 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

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 2000 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

很多朋友问我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我告诉他们，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移民城市，具备移民城市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敢想、敢做、敢闯、敢创。

回想起来，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觉得不负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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