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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溪林：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作者：苏泉 来源：北大人在深圳·第一辑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3-01-20 人已围观
与改革结缘
蒋溪林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济南市郊区检察院，属大三实习。那是1983年秋天，正遇上全国第一次严打。当时的济南社会治安很不好，棉纺厂的女工不敢单独上班，都要男朋友或丈夫护送。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意见很大。他回忆道：“严打之后，社会治安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市民拍手称快。”第一次出校门“做事”，就参与了“大事”。他从基层检察官那里学到了不少实务。当时起诉盗窃嫌疑人，起诉标准是200元，如何算账，里面学问大了。赃物很多是用过的东西，怎么算？有些物品买的时候便宜，后来涨价了，有些东西买的时候贵，后来降价了。他说：“怎么算这些账，北大教师从来没教过，但算这些账很重要，关系到一个人是不是进班房，关系到‘罪’与‘非罪’。”从这些不起眼的算账中他感悟到司法工作的“神圣”。
毕业后，蒋溪林来到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投入了火热的改革大潮。来体改委工作的第一次远行是到贵州遵义锻炼。他住在海龙坝一位村支书的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的贵州农村生活比较清苦。回忆起这段时光，他感慨道：“我觉得人啊，不能只在一个城市待，年轻时多经历一些事，包括多经历一些磨难、一些挫折。吃一点苦不一定是坏事。”对他影响很深的是一户贫困人家，他们住在河边，一涨水，人就得往山上跑，不然就会被淹掉。家里养着猪，猪圈挨着人睡的床。他问那户人家：“你觉得分田到户好，还是以前好啊？”那户人家说：“还是现在好，分田到户后只要我们自己勤快一点，全家就能吃饱饭，以前我再勤快家里也吃不饱饭，邓小平这个改革真的好啊。”这次对话对他触动很大，影响深远。改革一定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改革也要以人民为中心。
在海龙坝，还有一件事令他难忘。村里连日暴雨引发泥石流，山上冲下来的石块毁坏了不少耕地，他发现村里最富的一户人家最先下地干活，清理稻田。他纳闷这户人家买了两台汽车贩煤挣钱不少，不用耕地也过得挺好，反而很多穷苦人家不着急，等政府想办法。那户人家对他说，这田是我爷爷当年吃了很多苦开出来的，田里容不得石块就像眼里容不得沙子。这件事引发了他对产权制度深深的反思。有恒产、有恒心，保护好产权才会激发更大的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勤劳”是中华民族恒久的优势，做人要勤为先，勤与智商无关，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不久，他随大部队洗脚上岸到遵义城里锻炼，分到了遵义丝织厂，协助厂长管营销。遵义当地办喜事，都会买丝绸被面，产品好销。但国有企业的通病在丝织厂也是暴露无遗，在这里，他在现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是如何运转的。
遵义的日子虽苦，瘦了12斤，但是真真实实贴近人民群众，了解民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对于他后来为人做事有着很大的影响。体改委研究所成立了中国改革与开放宣传中心，蒋溪林任办公室主任。1988年，他被组织派往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指导经济改革宣传工作，任撰稿人，参与了多个节目的策划撰稿工作。他是《中国市场经济ABC》的主要编剧，在央视工作期间还拿下“新华社好稿奖”。
▲蒋溪林当时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
从央视回研究所后，蒋溪林参加了企业承包改革中国经济综合改革总体思路设计、普通法判例比较研究等课题，研究成果汇入《中国改革大思路》《承包制在实践中》两部书中。作为“改革与发展丛书”的编辑，他还是《充满魅力的新野——形成中的中国金融市场》一书的文字编辑。1988年底，他被破格晋升为助理研究员。
1991年，蒋溪林参加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进入了人事部职位职称司工作，参与了职位分类、职称评聘分开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等工作。职位分类是公务员制度的基础框架，根据职位的工作性质、责任轻重、难易程度和所需资格条件等进行分类，划分为若干种类和等级，为人事管理科学化、精细化创造条件。职位分类制度现如今被我国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广泛应用。
击水改革洪流
1992年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改革春风扑面而来。4月，蒋溪林随领导来深圳调研。
“薄暮时分，火车徐徐驶入深圳，街上如织的人群，街头盛开的鲜花，高耸的国贸大厦，火车站附近璀璨的灯光，瞬间把我震住了。下了火车，凉风习习，空气清新，不冷不热，不燥不湿，很舒爽。接站的两位同志在议论股票买卖，一位后悔股票抛早了少挣了一万。”
蒋溪林笑着说：“当万元户，这是我的梦想，也是北京很多家庭的梦想。”
1992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特区立法权，深圳市“大手笔”向全国招聘100名法律专业人才，蒋溪林通过考试、考察来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工作，在人大工作了13个年头。
▲2002年芝加哥求学时期游黄石公园
“我是1993年4月15日乘火车经广州到达深圳的，第一天蚊子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咬得我身上起了几十个包。我刚来时，困难不少，与单位同事两人合住不到10平方米的招待所。夫妻两地分居，孩子由妻子一人照顾。妻子过来后，孩子无奈送回老家‘辍学’一年。当时工资也不高，第一个月收入700多元，比在北京只高100多元。父母亲更是不解，埋怨我‘京官’不做到基层。孩子过来后，一家三口住12平方米，与另外两家住一套三居室，我们家人口最多，住的房间面积最小。”
“深圳的干事创业环境，朝气勃勃的发展态势是支撑我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他感叹道。
教科文卫工委联系面广，主要工作一是法规，二是监督。法规工作包括调研、草拟、审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深圳经济特区无偿献血条例》，规定献血一次终生免费无偿用血，让雷锋不吃亏，短短几年就达到了深圳市医疗用血全部由无偿献血者提供。作为该条例的重要参与者，他代表深圳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的颁奖。公共图书馆条例确立“统借统还”，校园安全条例确立“校巴制度”，创业投资条例，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器官移植条例都是在全国率先地方立法。在人大工作期间，他还参与做了几件改革创新大事：一是在全国率先建立人大代表专业小组活动机制；二是编写深圳市中小学法制教材；三是编写《深圳市劳务工学法用法读本》《深圳市劳务工健康教育读本》。
“我很感激深圳市人大给了我向各位代表学习的平台，平和友善的人际关系，见多识广的工作环境。在人大工作的13年，我还有幸借调到市委组织部工作近一年，被组织部派往美国芝加哥罗斯福大学商学院学习一年，被派往香港李凤翔律师事务所工作五个月。”他表示“真希望有机会再回到市人大工作”。
2005年底，深圳市委决定蒋溪林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深圳中院是全国大中院，审判业务、司法改革、队伍建设在全国法院系统都走在前列。他上任不久，就接过“法官职业化改革”这个“牛鼻子”工程，在最高院、省高院、深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领导的鼎力支持下，法官人员分类改革的“深圳模式”在全国率先破冰，深圳法官在2014年7月1日拿到了“新工资”。
“深圳法院案多人少困扰多年，法官不堪重负，倒逼我们向科技要生产力，通过引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辅助法官工作，提升办案效率，也通过司法公开来促进公平正义。”蒋溪林告诉我们，在市人大13年的教科文卫知识积淀和经验积累，激活了他在法院信息化、法院文化方面的工作创新。深圳中院与北京高院、上海高院、成都中院一度结为法院信息化“四大联盟”，成为同行业的引领者，法院鹰眼查控网领先全国。全国第一份裁判文书也是在深圳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点击上网的。“法官大讲堂”“全市法院春晚”“法院八十岁老人集体生日会”“法院八一纪念活动”“法院年度大、小球竞赛”成了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品牌。
2015年，蒋溪林当选深圳市委委员、市司法局局长。问及他如何履行局长职责，他回答道：“组织把我安排到这里，我就要竭尽全力打好这份工。不负组织信任，对得起纳税人，对得起这份工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组织派我来是有‘机会成本’的，你不好好干，占位不干事，换个人干得更好，这就是组织上的‘机会成本’。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于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城市，打造一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提升深圳整体竞争力多做实事。”
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得益于一流的营商环境。深圳市商事主体突破300万个，90%是非公企业，本土产出6家世界500强，还有不少企业正向500强靠拢。
蒋溪林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济南市郊区检察院，属大三实习。那是1983年秋天，正遇上全国第一次严打。当时的济南社会治安很不好，棉纺厂的女工不敢单独上班，都要男朋友或丈夫护送。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意见很大。他回忆道：“严打之后，社会治安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市民拍手称快。”第一次出校门“做事”，就参与了“大事”。他从基层检察官那里学到了不少实务。当时起诉盗窃嫌疑人，起诉标准是200元，如何算账，里面学问大了。赃物很多是用过的东西，怎么算？有些物品买的时候便宜，后来涨价了，有些东西买的时候贵，后来降价了。他说：“怎么算这些账，北大教师从来没教过，但算这些账很重要，关系到一个人是不是进班房，关系到‘罪’与‘非罪’。”从这些不起眼的算账中他感悟到司法工作的“神圣”。
毕业后，蒋溪林来到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投入了火热的改革大潮。来体改委工作的第一次远行是到贵州遵义锻炼。他住在海龙坝一位村支书的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的贵州农村生活比较清苦。回忆起这段时光，他感慨道：“我觉得人啊，不能只在一个城市待，年轻时多经历一些事，包括多经历一些磨难、一些挫折。吃一点苦不一定是坏事。”对他影响很深的是一户贫困人家，他们住在河边，一涨水，人就得往山上跑，不然就会被淹掉。家里养着猪，猪圈挨着人睡的床。他问那户人家：“你觉得分田到户好，还是以前好啊？”那户人家说：“还是现在好，分田到户后只要我们自己勤快一点，全家就能吃饱饭，以前我再勤快家里也吃不饱饭，邓小平这个改革真的好啊。”这次对话对他触动很大，影响深远。改革一定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改革也要以人民为中心。
在海龙坝，还有一件事令他难忘。村里连日暴雨引发泥石流，山上冲下来的石块毁坏了不少耕地，他发现村里最富的一户人家最先下地干活，清理稻田。他纳闷这户人家买了两台汽车贩煤挣钱不少，不用耕地也过得挺好，反而很多穷苦人家不着急，等政府想办法。那户人家对他说，这田是我爷爷当年吃了很多苦开出来的，田里容不得石块就像眼里容不得沙子。这件事引发了他对产权制度深深的反思。有恒产、有恒心，保护好产权才会激发更大的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勤劳”是中华民族恒久的优势，做人要勤为先，勤与智商无关，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不久，他随大部队洗脚上岸到遵义城里锻炼，分到了遵义丝织厂，协助厂长管营销。遵义当地办喜事，都会买丝绸被面，产品好销。但国有企业的通病在丝织厂也是暴露无遗，在这里，他在现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是如何运转的。
遵义的日子虽苦，瘦了12斤，但是真真实实贴近人民群众，了解民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对于他后来为人做事有着很大的影响。体改委研究所成立了中国改革与开放宣传中心，蒋溪林任办公室主任。1988年，他被组织派往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指导经济改革宣传工作，任撰稿人，参与了多个节目的策划撰稿工作。他是《中国市场经济ABC》的主要编剧，在央视工作期间还拿下“新华社好稿奖”。
▲蒋溪林当时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从央视回研究所后，蒋溪林参加了企业承包改革中国经济综合改革总体思路设计、普通法判例比较研究等课题，研究成果汇入《中国改革大思路》《承包制在实践中》两部书中。作为“改革与发展丛书”的编辑，他还是《充满魅力的新野——形成中的中国金融市场》一书的文字编辑。1988年底，他被破格晋升为助理研究员。
1991年，蒋溪林参加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进入了人事部职位职称司工作，参与了职位分类、职称评聘分开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等工作。职位分类是公务员制度的基础框架，根据职位的工作性质、责任轻重、难易程度和所需资格条件等进行分类，划分为若干种类和等级，为人事管理科学化、精细化创造条件。职位分类制度现如今被我国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广泛应用。
击水改革洪流
1992年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改革春风扑面而来。4月，蒋溪林随领导来深圳调研。
“薄暮时分，火车徐徐驶入深圳，街上如织的人群，街头盛开的鲜花，高耸的国贸大厦，火车站附近璀璨的灯光，瞬间把我震住了。下了火车，凉风习习，空气清新，不冷不热，不燥不湿，很舒爽。接站的两位同志在议论股票买卖，一位后悔股票抛早了少挣了一万。”
蒋溪林笑着说：“当万元户，这是我的梦想，也是北京很多家庭的梦想。”
1992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特区立法权，深圳市“大手笔”向全国招聘100名法律专业人才，蒋溪林通过考试、考察来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工作，在人大工作了13个年头。
▲2002年芝加哥求学时期游黄石公园“我是1993年4月15日乘火车经广州到达深圳的，第一天蚊子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咬得我身上起了几十个包。我刚来时，困难不少，与单位同事两人合住不到10平方米的招待所。夫妻两地分居，孩子由妻子一人照顾。妻子过来后，孩子无奈送回老家‘辍学’一年。当时工资也不高，第一个月收入700多元，比在北京只高100多元。父母亲更是不解，埋怨我‘京官’不做到基层。孩子过来后，一家三口住12平方米，与另外两家住一套三居室，我们家人口最多，住的房间面积最小。”
“深圳的干事创业环境，朝气勃勃的发展态势是支撑我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他感叹道。
教科文卫工委联系面广，主要工作一是法规，二是监督。法规工作包括调研、草拟、审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深圳经济特区无偿献血条例》，规定献血一次终生免费无偿用血，让雷锋不吃亏，短短几年就达到了深圳市医疗用血全部由无偿献血者提供。作为该条例的重要参与者，他代表深圳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的颁奖。公共图书馆条例确立“统借统还”，校园安全条例确立“校巴制度”，创业投资条例，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器官移植条例都是在全国率先地方立法。在人大工作期间，他还参与做了几件改革创新大事：一是在全国率先建立人大代表专业小组活动机制；二是编写深圳市中小学法制教材；三是编写《深圳市劳务工学法用法读本》《深圳市劳务工健康教育读本》。
“我很感激深圳市人大给了我向各位代表学习的平台，平和友善的人际关系，见多识广的工作环境。在人大工作的13年，我还有幸借调到市委组织部工作近一年，被组织部派往美国芝加哥罗斯福大学商学院学习一年，被派往香港李凤翔律师事务所工作五个月。”他表示“真希望有机会再回到市人大工作”。
2005年底，深圳市委决定蒋溪林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深圳中院是全国大中院，审判业务、司法改革、队伍建设在全国法院系统都走在前列。他上任不久，就接过“法官职业化改革”这个“牛鼻子”工程，在最高院、省高院、深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领导的鼎力支持下，法官人员分类改革的“深圳模式”在全国率先破冰，深圳法官在2014年7月1日拿到了“新工资”。
“深圳法院案多人少困扰多年，法官不堪重负，倒逼我们向科技要生产力，通过引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辅助法官工作，提升办案效率，也通过司法公开来促进公平正义。”蒋溪林告诉我们，在市人大13年的教科文卫知识积淀和经验积累，激活了他在法院信息化、法院文化方面的工作创新。深圳中院与北京高院、上海高院、成都中院一度结为法院信息化“四大联盟”，成为同行业的引领者，法院鹰眼查控网领先全国。全国第一份裁判文书也是在深圳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点击上网的。“法官大讲堂”“全市法院春晚”“法院八十岁老人集体生日会”“法院八一纪念活动”“法院年度大、小球竞赛”成了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品牌。
2015年，蒋溪林当选深圳市委委员、市司法局局长。问及他如何履行局长职责，他回答道：“组织把我安排到这里，我就要竭尽全力打好这份工。不负组织信任，对得起纳税人，对得起这份工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组织派我来是有‘机会成本’的，你不好好干，占位不干事，换个人干得更好，这就是组织上的‘机会成本’。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于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城市，打造一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提升深圳整体竞争力多做实事。”
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得益于一流的营商环境。深圳市商事主体突破300万个，90%是非公企业，本土产出6家世界500强，还有不少企业正向500强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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