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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戴有色眼镜看我”
作者：李奇蔚 来源：《书都 · 走读深圳》51期 责任编辑：manman 2026-04-01 人已围观
位于龙岗区的大芬村，虽然占地面积仅 0.4 平方千米，但或许是深圳名气最大的城中村。它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在 1997 年就达到 3000 万元的年产值，2004 年产值过亿元，鼎盛时期，全世界近 60% 的商品油画产自这里。到 2022 年，大芬油画村内共有大小画廊及门店 1200 余家，知名企业 60 多家，村内聚集油画从业人员约 8000 人，年产值约 40 亿元。
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带来了关注，却也伴随着争议 ：主流艺术圈普遍认为这里盛行的行画没有任何艺术价值 ；文化圈、中高产人士则对大芬村的草根和“低端”文化不屑一顾……
在深入了解大芬村之前，我也曾是存在偏见的一员。但当真正走进大芬村，我发现它的内涵远比所有传言与报道都复杂、鲜活，作为深圳最有特色、率先转型发展的城中村，它更是一个理解深圳、洞察时代的绝佳样本。
世界产业的深圳创造
自世界最大“油画工厂”的声名远扬，复制、盗版、造假等行画的负面标签，便与大芬村如影随形。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年代及西方媒体的有色眼镜下，大芬村还曾被描写为压榨打工者、用流水线生产油画的“血汗工厂”，而一些报道的记者甚至从未到过这里。
1989 年，香港商人黄江带着 26 名画工弟子来到大芬，从此行画产业落地生根，改变了这个客家自然村落的命运。实际上，如果将眼光从深圳放大到中国乃至全球，将时间线向历史深处延伸，会发现行画产业并非诞生于大芬村的新鲜事物。在中国的广州，清朝时期便盛行外销画。18 世纪，广州沿海口岸的画师结合欧洲绘画技法和中国传统技艺，描绘东方风物、民风民俗的画作，通过广州十三行销往海外，在西方广受欢迎。
世界范围内，行画产业产生于欧洲，并首先传播到美国。世界名画价格高昂，且仅能在美术馆或拍卖行看见真迹，绝非普罗大众日常可以获得，而油画的特殊质感，则决定其无法被印刷品直接替代。行画便是为满足普罗大众日常欣赏乃至在建筑空间中装饰“世界名画”，获得几乎同等的视觉享受与艺术熏陶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事物。
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者王韵然研究大芬油画村的学术著作《梵高的订单 ：中国和现成品》记录，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郊外的阿夫拉戈拉镇，至少自 20世纪 70 年代起，贸易画家就开始创作布面油画。2007 年，一位纽约当代艺术家承认自己曾绘制商品画，并与 8 到 10 名其他画家一起在美国工作室工作，时薪为6 美元。直到 2008 年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大芬油画村的主要市场都在西方国家，可以说，没有西方社会的需求，也就不会诞生行画产业。
然而，大芬村能够成为“中国油画第一村”、世界油画工厂，却不是偶然。深圳的大芬村、厦门的乌石浦和莆田曾是公认的全球三大油画产业基地，大芬村由于深圳便捷的地理位置、开放的市场环境具备相当的特殊优势，而得益于政府的敏锐发现、正向引导、长期扶持，使得大芬油画村最终在市场竞争中胜出。行画产业是舶来品，而深圳的大芬油画村却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它是世界产业、中国国情、深圳土壤共同孕育而生的果实。
“特区一村”凭什么？
行画产业落地之前，大芬村是一个仅有 300 多名村民的客家自然村落，年人均收入不到 200 元，在布吉镇（今布吉街道）属于落后村。自然村落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便发展为城中村，初期多呈现脏乱差的面貌，治理难度大，成为“城市的疮疤”，多数命运为被推倒再重建。得益于行画产业，大芬村很早便脱离了城中村的落后面貌，在 2004 年获评首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并形成了自足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2010 年，深圳参展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所谓“最佳实践”，指的是“全球各主要城市针对其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而做出的有效和富于创造性的解决案例”。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特区，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现场，也是体现中国现代化、浓缩中国精神的根据地。深圳的“城市最佳实践”何以体现？
深圳前 3 次相继提交了包括《设计之都——年轻城市的创造力》等在内的 5 版方案，均被国际遴选委员会一一否决，几乎要放弃参展。第 4 次提案时，深圳将目光投向了这个用油画改写自己命运的城中村——大芬村。
这一选择曾在深圳引发广泛争议。据 URBANUS 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的资料记录，当时，“在深圳人眼里，深圳有那么多高新科技产品，有那么多的地方不展示，用一个抬不上高雅文化台面的大芬村代表深圳出征世博？让一个城中村来代表深圳岂不让外人看笑话？有文化人甚至说 ：‘如果我是一个深圳人，看到用大芬村的行画来演绎深圳的文化，我会像一个非洲人看到我们认为他们只会唱歌跳舞一样，内心充满遭受歧视的愤怒。’”
时任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城市与建筑设计处副处长的周红玫则认为，大芬村从一个普通的城中村最终成为世界油画工厂，其城中村改造的经验值得其他地方借鉴，“这是深圳主推大芬村案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对深圳馆总策展人——URBANUS 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孟岩来说，大芬村是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缩影，大芬村的故事，能够引发有关深圳更深层的文化思考和持久影响力。
最终，以《深圳大芬，一个城中村的再生故事》为题的提案获得了眼光极其挑剔的国际遴选委员会青睐，大芬村正式代表深圳出征上海世博会。
在“城市最佳实践区”，深圳两侧分别是韩国首尔、意大利博洛尼亚展区，深圳抛弃其他城市馆惯用的大而全的“成就展”展示方式，大胆地以一个城中村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恰恰是这样一个“抬不上高雅文化台面的大芬村”，得到“反映出经济特区在城市多元化发展中独到而冷静的思考”的评价，呈现了新锐而先锋的面貌，在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
“大芬是深圳众多城中村中最具特色的一个，它是‘城市中国’的一个缩影。”这次世博会深圳展专题出版物定名为“特区一村”。
▲大芬油画村街角（张鹏 / 摄）
▲亦创艺艺术空间主理人向游客介绍艺术作品（张鹏 / 摄）
艺术边界的打破与生长
2010 上海世博会上，深圳馆的外墙看起来是一幅 43 米长、7 米高的“蒙娜丽莎”画像，而实际上，它是由 999 块油画单元构成的大型观念油画装置，名为《大芬丽莎 ：这不是蒙娜丽莎》，出自大芬村的 507 位画家之手。如果细心，会发现每块油画单元角落都有一个不起眼的签名，他们是《大芬丽莎》的创造者。
纪录片《中国梵高》让世界认识了他们中的一位 ：赵小勇。从一名初中辍学、进城打工的普通农民工，在大芬村近 20 年、临摹超过 10 万幅梵高画作后，赵小勇终于有机会在荷兰亲眼看到梵高的真迹。他发现梵高的用色和笔触与自己日夜揣摩的印刷品天差地别，也顿悟自己与真正的艺术家之间天堑般的差距，他不禁感叹 ：“20 年临摹也比不上看博物馆一幅画。”这是赵小勇“精神觉醒”的时刻，从此他立志要画自己的画，不做“中国梵高”，而要做大芬的赵小勇。实际上，大芬村的画家们在从事行画复制多年后，有许多都开始了原创的尝试。虽然这条“转型之路”大都并不轻松，但我想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用手中的画笔实现了对自己生活的救赎，而这与百年前的梵高并无二致。
在纪录片结尾，赵小勇说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艺术。”艺术排他的边界在此刻变得柔和，并被注入了生活的重量与厚度。在大芬村，这也是每一位“非典型艺术家”的真实写照。2024 年，是大芬村成为油画村的第 35 年，赵小勇们所书写的篇章逐渐成为辉煌的过去，新的篇章在徐徐展开。国家级展览“深圳大芬国际油画双年展”“全国（大芬）中青年油画展”在大芬美术馆定期举办、世界级美术展览乔治 · 莫兰迪大展高光落地、油画以外的其他艺术形态开枝散叶、上百位国际艺术家的签约入驻，还有画家经纪公司、美术培训班、油画绘制体验、艺术咖啡馆、工艺品设计和制作等新业态的诞生……
大芬村就像深圳的缩影，有争议，却也有着独特的精神底色，你永远无法用过去为它设限，也无法预料它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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