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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1930年，西风东游：洋人在深圳的“朋友圈”
作者：蒋荣耀 、南兆旭 来源：《岁月山河：百年深圳历史影像纪》 责任编辑：Gangan 2023-01-05 人已围观
一
韩山明作为第一位前往中国的瑞典传教士，很多史料会将他1848年夏天到沙头角视为他第一次进入中国腹地的时间。
韩山明后来经常会提起1847年第一次进入沙头角失败的经历。
事实上，1847年他曾经从香港出发，想通过沙头角的海路前往惠州，结果在边境海域遇上海盗。海盗不仅抢走了他的所有财物，还杀掉了被视为“带路党”的客家人。
西方传教士来到深圳最初的时光，除了要克服水土不服、湿热气候对健康带来的致命影响外，还必须面对这个神秘帝国里种种不可预见的危险—“面临着与传统文化观念以及地方势力、三合会、革命党、爱国情绪高涨产生的排外情绪等的强烈对抗”。
鸦片战争后爆发的西方传教士来华浪潮，有一个人必须要提到，那就是郭士立。
郭士立为荷兰传道会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在学习中文方面极有天赋。在19世纪20年代，他已掌握中国官话、粤语、闽南语及汉字。1843年起，郭士立担任港英政府的中文秘书。1844年，郭士立创立在华传播福音的“福汉会”。
在郭士立的影响下，欧美人士掀起来华热潮。1846年11月，韩山明和黎力基乘船一路向东，于1847年3月来到香港，投到郭士立门下学习中文。郭士立当时已经长时间住在香港，接触较多的是客家人。这也影响了韩山明，使其成为第一位面向客家人传教的传教士。
开始时，中国百姓并不能接受洋人信仰的宗教，也不能接受有异于自己模样的洋人，他们称呼洋人为“番鬼”。乡间还流传各种关于传教士的谣言，比如传教士挖人心和眼睛制药，用死人骨头浸过的水去迷惑人。
韩山明后来在沙头角租下房子治病救人、教书育人，和中国人开始有密切的交往。他记录说“一位令人尊敬的何秀才”租给他住处，就在沙头角的东和墟市。选择墟市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当时传教士还没有办法进入客家人村落定居下来，而墟市是没有村民居住的—墟市结束，赶墟的村民都回家了。墟市还有一个好处，它是一个公共场所，尤其赶墟的日子人很多。
韩山明说何秀才的岳父叶先生为他提供保护。叶先生也是一名秀才，且在当地德高望重，所以能够处理针对韩山明的可能的“危机事件”。
真正让沙头角的客家人接受韩山明的原因是这个洋人善于治疗眼疾。大批有眼疾的人会到他租住在墟市的房子看病，韩山明每日的重要工作就是免费给他们看病。
1848年年底，韩山明决定在东和墟市开办一所学校。这是深圳第一所服务于客家人的教会学校。到1849年1月，学校有了25位男学生。学校是免学费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会到他的学校读书，因为不仅可以识字，连生活费也是免交的。学校的开办让客家村民感觉这个洋人是个好心肠的人。
二
1850年，韩山明回到香港暂时代替回欧洲休假的郭士立主持福汉会工作时，结识了李朗人江大宾并为他施洗。
1852年，江大宾要回到新安县的老家李朗，韩山明决定和他一同来到李朗。
这是1852年5月18日，“村中老少以尊敬和友善的态度接待了他”，给了韩山明莫大安慰。不过他想在李朗住下来的愿望没能实现，原因是村里有一家人极力反对。
后来，韩山明在沙头角和布吉两地的客家人中传教。这一年巴色会的韦永福也来到香港，之后较长时间住在沙头角。
布吉也是一个客家人的村落，从明朝开始就建有墟市，这让传教士们比较容易租到房子。1852年，布吉凌家父子——凌振高和凌启莲接受洗礼。
在凌家的帮助下，1853年3月23日，韩山明夫妇住到布吉丰和墟；黎力基和韦永福则住在沙头角。这年冬天，布吉与草埔发生大规模械斗，草埔人宣称要捉拿韩山明的妻子——她当时住在布吉。
村庄械斗将外国传教士牵涉其中，反映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外国人产生了复杂的情感和认识。
幸好韩山明夫妇得到凌家人得力的保护，最终躲过了劫难。凌氏家族是深圳地区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家族，尽管这个家族是从五华迁徙过来有“耕读传家”传统的客家家族，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对西方传教士持包容和欢迎的态度。凌氏家族后来出了十几位教授和博士，包括倡议设立中国“植树节”的第一人凌道扬。凌道扬后来成为香港教会大学—崇基学院的院长。1963年，崇基学院和其他几个书院合并成为香港中文大学。
三
1854年，黎力基开始居住在布吉，学习客家方言并着手编写客语罗马字典。这本名为《德客辞典》的书在1860年出版。
在1855年3月给巴色会的报告中，黎力基描述了一年多来与当地人关系的变化:
“我在布吉只能有限度地与人接触。村中的男孩时常称我为‘番鬼’。不过我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给他们医治烂脚或者其他伤口。借着这种方法，我可以与民众接近，可以进入他们的屋子，与他们亲切地交谈，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使用手术刀，用燃烧的硝酸银消毒，清洗发臭的伤口，涂上膏药。村民们欣赏我这种从未要求任何回报的服务，认为这是心存善良，要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的证据。
“如今，我进入村子时，村民不再用过去的‘番鬼’称呼我，反而像对待诚实人那样，向我打招呼。每逢集市时，通常有半打以上乞讨的男孩流连其中。以前我进出墟市时，都受到他们辱骂。后来我想到一个好办法，阻止了这些小孩的无知之举，那就是当他们照平常的习惯叫我‘番鬼’时，我转过身来给每一个男孩买米饭。我告诉他们吃了以后不要叫我‘番鬼’。这种做法似乎有效。此后，每逢我经过那里，他们向我打招呼时，都称我为‘黎先生’。”
韩山明作为第一位前往中国的瑞典传教士，很多史料会将他1848年夏天到沙头角视为他第一次进入中国腹地的时间。
韩山明后来经常会提起1847年第一次进入沙头角失败的经历。
事实上，1847年他曾经从香港出发，想通过沙头角的海路前往惠州，结果在边境海域遇上海盗。海盗不仅抢走了他的所有财物，还杀掉了被视为“带路党”的客家人。
西方传教士来到深圳最初的时光，除了要克服水土不服、湿热气候对健康带来的致命影响外，还必须面对这个神秘帝国里种种不可预见的危险—“面临着与传统文化观念以及地方势力、三合会、革命党、爱国情绪高涨产生的排外情绪等的强烈对抗”。
鸦片战争后爆发的西方传教士来华浪潮，有一个人必须要提到，那就是郭士立。
郭士立为荷兰传道会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在学习中文方面极有天赋。在19世纪20年代，他已掌握中国官话、粤语、闽南语及汉字。1843年起，郭士立担任港英政府的中文秘书。1844年，郭士立创立在华传播福音的“福汉会”。
在郭士立的影响下，欧美人士掀起来华热潮。1846年11月，韩山明和黎力基乘船一路向东，于1847年3月来到香港，投到郭士立门下学习中文。郭士立当时已经长时间住在香港，接触较多的是客家人。这也影响了韩山明，使其成为第一位面向客家人传教的传教士。
开始时，中国百姓并不能接受洋人信仰的宗教，也不能接受有异于自己模样的洋人，他们称呼洋人为“番鬼”。乡间还流传各种关于传教士的谣言，比如传教士挖人心和眼睛制药，用死人骨头浸过的水去迷惑人。
韩山明后来在沙头角租下房子治病救人、教书育人，和中国人开始有密切的交往。他记录说“一位令人尊敬的何秀才”租给他住处，就在沙头角的东和墟市。选择墟市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当时传教士还没有办法进入客家人村落定居下来，而墟市是没有村民居住的—墟市结束，赶墟的村民都回家了。墟市还有一个好处，它是一个公共场所，尤其赶墟的日子人很多。
韩山明说何秀才的岳父叶先生为他提供保护。叶先生也是一名秀才，且在当地德高望重，所以能够处理针对韩山明的可能的“危机事件”。
真正让沙头角的客家人接受韩山明的原因是这个洋人善于治疗眼疾。大批有眼疾的人会到他租住在墟市的房子看病，韩山明每日的重要工作就是免费给他们看病。
1848年年底，韩山明决定在东和墟市开办一所学校。这是深圳第一所服务于客家人的教会学校。到1849年1月，学校有了25位男学生。学校是免学费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会到他的学校读书，因为不仅可以识字，连生活费也是免交的。学校的开办让客家村民感觉这个洋人是个好心肠的人。
二
1850年，韩山明回到香港暂时代替回欧洲休假的郭士立主持福汉会工作时，结识了李朗人江大宾并为他施洗。
1852年，江大宾要回到新安县的老家李朗，韩山明决定和他一同来到李朗。
这是1852年5月18日，“村中老少以尊敬和友善的态度接待了他”，给了韩山明莫大安慰。不过他想在李朗住下来的愿望没能实现，原因是村里有一家人极力反对。
后来，韩山明在沙头角和布吉两地的客家人中传教。这一年巴色会的韦永福也来到香港，之后较长时间住在沙头角。
布吉也是一个客家人的村落，从明朝开始就建有墟市，这让传教士们比较容易租到房子。1852年，布吉凌家父子——凌振高和凌启莲接受洗礼。
在凌家的帮助下，1853年3月23日，韩山明夫妇住到布吉丰和墟；黎力基和韦永福则住在沙头角。这年冬天，布吉与草埔发生大规模械斗，草埔人宣称要捉拿韩山明的妻子——她当时住在布吉。
村庄械斗将外国传教士牵涉其中，反映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外国人产生了复杂的情感和认识。
幸好韩山明夫妇得到凌家人得力的保护，最终躲过了劫难。凌氏家族是深圳地区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家族，尽管这个家族是从五华迁徙过来有“耕读传家”传统的客家家族，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对西方传教士持包容和欢迎的态度。凌氏家族后来出了十几位教授和博士，包括倡议设立中国“植树节”的第一人凌道扬。凌道扬后来成为香港教会大学—崇基学院的院长。1963年，崇基学院和其他几个书院合并成为香港中文大学。
三
1854年，黎力基开始居住在布吉，学习客家方言并着手编写客语罗马字典。这本名为《德客辞典》的书在1860年出版。
在1855年3月给巴色会的报告中，黎力基描述了一年多来与当地人关系的变化:
“我在布吉只能有限度地与人接触。村中的男孩时常称我为‘番鬼’。不过我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给他们医治烂脚或者其他伤口。借着这种方法，我可以与民众接近，可以进入他们的屋子，与他们亲切地交谈，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使用手术刀，用燃烧的硝酸银消毒，清洗发臭的伤口，涂上膏药。村民们欣赏我这种从未要求任何回报的服务，认为这是心存善良，要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的证据。
“如今，我进入村子时，村民不再用过去的‘番鬼’称呼我，反而像对待诚实人那样，向我打招呼。每逢集市时，通常有半打以上乞讨的男孩流连其中。以前我进出墟市时，都受到他们辱骂。后来我想到一个好办法，阻止了这些小孩的无知之举，那就是当他们照平常的习惯叫我‘番鬼’时，我转过身来给每一个男孩买米饭。我告诉他们吃了以后不要叫我‘番鬼’。这种做法似乎有效。此后，每逢我经过那里，他们向我打招呼时，都称我为‘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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