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

庆祝大会后不久，未入社的群众纷纷申请入社，红色人民公社和红旗人民公社随即宣布成立。宝安终于完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从原来228 个农业社，合并成了南天门等 6 个人民公社。县委和下级党委组织了 20 万名群众，在深圳、南头、新桥等地集会游行。密集的人流飞出欢歌笑语，大家敲锣打鼓，耍狮舞龙，庆祝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希冀着从此能过上好日子。

人民公社化后，实行部队编制管理，强调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使个体失去了生产的自由。这一过于超前建立的“政社合一”组织，与几乎同时进行的“大跃进”一样，很快露出了诸多弊端，入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不久，宝安老百姓的生活骤然陷入困境，出现了死亡人口增加的现象。

王志闻报，脸色大变，但一时也毫无办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意识到了问题严重，开始纠正“左”倾错误，不断调整政策，宝安县委也随之进行了整改。第二年，新任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到任。他跑了全县每个角落，发现公明公社塘尾大队按劳分配、按产量计算工分报酬的办法很好，马上在全县推广。

秋收时，农业大获丰收，农民们不仅能自己吃饱肚子，还能将多余的粮食支援灾区。1961 年 7 月，李富林主持县委扩大会议，将全县划为 5 个大区、22个公社。这时人民公社，已不再是过去的“一大二公”，而是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生产队成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也就是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平均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农民们有了生产的积极性。

同年 10 月 26 日，李富林主持召开了中共宝安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596 名正式代表、列席代表、特邀代表从各个村落、厂矿、街道赶来。此前，李富林已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大跃进”运动三年来的错误与教训作了检讨。在第二次党代会上，县委书记陈仁代表县委总结五年来的成绩时，又作了诚恳的检讨。

灾难刚刚过去，与会代表们的心情也都有些沉重，眼神颇为黯淡。但县委提出未来七年的战略规划，打算将宝安发展为商品粮食基地，建设好渔港，繁荣山区经济，建立三肥基地和建设深圳游览区时，每个人的心里又都热乎起来，一波一波的掌声震撼屋宇。他们想起了毛泽东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庭前的树上，几只雀鸟蓦地惊飞起来，向着蔚蓝的天宇直冲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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