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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深圳地区:文化教育-近代教育的兴起

作者: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深圳通史(近代卷) 责任编辑:manman 2024-07-10 人已围观

随着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日益频繁,清末广东社会在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的认识方面,有着一定的思想基础。在时人看来,随着中外通商的日益发展,洋务显得愈发重要,以往通过学习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致仕,不再被人们视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学习西方知识文化,促进中西商务往来,成为新的成才道路。新旧世界的激烈文化碰撞,对时人的教育心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余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这种心态在当时广东人当中较为普遍。清政府派出的赴美幼童绝大多数是广东籍,其中不少人成长为近代中国外交、教育、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在 1872 年至 1875 年间,清政府分 4 批派出 120 个幼童赴美公费留学,其中有 84 人来自广东,另外还有 7 名广东学生随着第二批幼童自费前往美国留学,周寿臣则是留美幼童里唯一一位新安县籍学生。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学生接受西式教育的热衷程度甚至超过同时期的上海。例如,第一批赴美留学选择在上海招考,因报考人数较少,组织者不得不四处动员,曾国藩也特地告诉广东商人徐润,劝说广东人积极送子应选。最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的 30 个幼童中,就有 25 人来自广东。
 
清代后期的广东学者欧榘甲在《新广东》一文中,专门论述过其时广东区别于其他各省的四大特质:一是人才之出众,广东开埠通商最早,风气最开,所育人才既能通外事也可知内情,海内外广东儿女为国家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二是财力之雄厚,清代后期的广东“以财雄闻于天下,中外所公认也”;三是地方之握要,“外国文明输入中国者,以广东为始”,广东良港众多,“与海外交通之便利,万物皆可运入,无能留阻”;四是户口之繁殖,“广东人口滋生之易,世界殆无其比,每年疾疫水旱风鱼之灾,死亡者动逾百万,其接踵而生者,转瞬即过于其旧”,原因在于广东优越的地理环境,“一则地当温带,生产易盛;二则海舶纷来,偏灾易救”。上述论断同样适用于当时的深圳地区,尤其是在近代西式教育的影响下,清代后期的深圳地区涌现出诸多接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思想自由进步的人物。郑毓秀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她出生于新安县西乡乡屋下村(今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乐群社区),是中国著名的革命家、法制建设先驱、女权运动倡导者,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第一位女性律师,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郑毓秀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吏家庭,却是一个“个性倔强,反对封建保守制度”的人,年少时接受西式正规化教育,在日本留学期间,又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郑毓秀是一位“有血气、有意志”的革命者,她曾参加过革命党人组织的暗杀载沣、袁世凯和良弼的活动,时人赞曰:“巾帼丈夫吾当以郑毓秀为巨擘。”1925 年,她通过《中国立宪活动》的毕业论文,成为首位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女性。郑毓秀的传奇一生既是清代后期深圳地区人才培养和成长的历史缩影,,也是近代中国教育兴起与发展的时代印记。
 
清代后期,新式学堂在深圳地区的不断涌现,让新安学子无须远赴海外,在当地就能够接受到正规的新式教育,为近代深圳地区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新青年。光绪四年(1878),在浪口福音堂建立 12 年之际,别加麟牧师在村民吴其昌的支持下,以其自办的私塾为基础,创办了虔贞女子学校,开始办学育才。虔贞女校开办之初,专门招收来自浪口村的基督教女学生,后来周边地区甚至香港等地的女生也闻名而来读书,遂成为广东地区最早的女子寄宿学校之一。随着时间推移,学校也开始招收 13 岁以下的男学生入读,并更名为虔贞学校。该校设有语文、算术、手工劳作、体育和音乐等科目,培养学生全面发展,鼎盛时有学生 120 余人,教师 6 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洋华侨黄子光、黄子文、黄丽春、黄观保等以南洋万兴公司的名义捐款 1 万银圆,参照上海南洋公学的结构规模,兴建了新式的光祖学堂,即光祖中学的前身。同年,始建于清嘉庆六年(1801)的凤冈书院正式更名为凤冈学校(南头中学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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