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香港岛—深圳湾

与五年前出任香港招商局办公室主任梁鸿坤一次掏心窝子的谈话，更让他愁眉不展。那一天，袁庚刚起了个头，问他如何评价目前的招商局，一身正气、一直渴望着在香港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一把力的梁鸿坤没有丝毫遮掩，一下子把当时招商局存在的问题和背后的根源掀了个底朝天：“我认为招商局没有什么出息，根本干不了事情！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我们这里是包吃包住，把你包起来，一个月再发你几百块钱，大家都在吃公家的，上班没事可干，你看我我看你，这个状态很糟糕。我来了五年多，觉得很悲观……只能这样可怜地守摊子。守摊子有什么用？”
 
梁鸿坤接着说：“这些年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董浩云、包玉刚靠买船起家搞航运，不断发展，成了船王，我们怎么就不能发展自己的船队？”
 
在梁鸿坤看来，除了组建船队大搞海外航运外，船舶维修、拖船、油漆、拆船等船运配套业务，招商局都可以干。
 
1950年招商局起义时，拥有轮船15艘，而后来的“东方船王”包玉刚这时只有两艘船。但到了1978年，包氏家族已经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而招商局却一条船也没了。
 
听完梁鸿坤一番掏心掏肺的“牢骚”，此时仅仅是交通部先遣调研人员的袁庚也不便做出确定的答复。沉默良久，袁庚只能笼统地回答说：“招商局可以做的事太多了，先干吧，下决心干起来！”
 
一圈深入细致的调研下来，阔别香港30年的袁庚迅速找到了主场感觉。想当年，日本战败后，他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的身份被派往香港与港英当局就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成功说服当时的英军驻港总司令哈科特上将同意东江纵队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这个驻港办事处，就是后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这段革命年代的“香港往事”，让袁庚平添了在和平时期重振招商局雄风的莫大信心。
 
袁庚认为，招商局如今的困境也是政策上出了问题。这么多年来，对招商局的管理一直套用内地国企管理的“计划模式”，罔顾招商局作为驻港企业的特殊身份，使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居然在香港经济社会腾飞的百年难遇的黄金时期，不可理喻地不进反退。
 
事实上，招商局成立伊始开辟的第一条航线就是沪港客运航线，并早早就设立了香港分局。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招商局在香港一度根深叶茂，人脉、资源、商誉、影响力厚积广种。当下虽然光芒不再，但动能不足、势能犹在，身价不再、身份仍在。中央政府只要稍微给一点点自主权和特殊政策，招商局这朵眼看着就要枯萎的花，必定能再度香飘天涯。
 
基于这个基本判断，袁庚认准招商局要得到“充分利用”“把生意做到境外去”，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必须做到两条：一、必须扩大船舶的修造业务，而不是单纯做内地买船的“二传手”；二、必须增加中流作业的能量，扩大招商局在国内航运业务的辐射力。“中流作业”是香港这个专业的国际转口贸易自由港特有的货柜装卸方式，即大型集装箱母船不进码头，而是停泊在香港海上锚区，然后直接在船上分派货柜，负责船边作业的中流仓公司则调派俗称“横鸡趸”、装有起重能力为40吨的单杆吊的方趸船，同时在母船两侧完成集装箱海上过驳作业。珠三角地区有大量的趸船参与这种作业，极大地提高了香港转口贸易的效率。
 
要扩大船舶的修造能力和增加中流作业的能量，必须有合适的场地来建设一个后勤服务基地或加工区。但在当时工商业高度发展、寸土寸金的香港，找到一块价廉物美的工业土地难比登天。不仅繁华地带的地价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郊区工业用地要价也高达每平方米5000港元以上，绝非囊中羞涩的招商局可以承受。
 
不过，袁庚留意到，由于招商局的总部设在香港，所属船舶可以直接进出香港码头，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往来非常方便。他由此萌生了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县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的大胆想法。
 
袁庚的这一灵光乍现，让再创百年招商局辉煌的独辟蹊径之举与深圳经济特区的探路之旅，奇妙地相遇在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十字路口。
 
本当离休颐养天年的袁庚本人，人生的价值空间也被訇然打开。往后余生，绝无虚度：他不但是让中国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再度鼓帆远航的优秀“船长”，还成了改革开放“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上的拓荒者、引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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