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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十年

作者:张新奇 来源:《奇迹之城:深圳备忘书》 责任编辑:chen 2024-10-31 人已围观

1.联发科
 
“山寨”这个汉语词语出现在20世纪后期。英文报纸直接用拼音写作shanzhai,而口语中,人们则有些诙谐地说成copycat。
 
“山寨”一词不只是对语言的丰富,也是一段特别历史的语言固化记忆。所有语言都是一种模糊的表述,“山寨”这个词其实包含太多复杂的内容,很难用贬义或褒义定性。
 
1998年,中国第一台手机“科健”问世,模仿的是韩国三星;随后热销的波导手机,模仿的是法国品牌。因质量问题较多,坏了也没有完善的售后服务,它们最终昙花一现。当时的手机制造技术,全部掌握在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外国品牌手中。
 
2003年,来自台湾的联发科公司打破了这一局面,他们推出了一揽子GSM手机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只要使用联发科芯片,加个外壳电池,手机的制造就完成了。不管你是卖肉的还是教书的,只要小有积蓄,都可以参与这项高科技产品制造。
 
联发科的创办人因此被戏称为“山寨手机之父”。
 
2.SZ
 
手机的热销使得许多人从全国各地奔向深圳华强北。一篇网文这样形容:那时候,他们是华强北横着走的一拨人。“谁谁年初投了几百万做手机,年底赚了10倍”的故事成了餐桌上、短信里最热门的谈资。
 
华强北“不到一平方米的档口,背后也许就有一个自己的牌子和加工厂,即便这个‘工厂’只有几个人,也不妨碍他们创造年入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神话”。
 
“山寨机”展现了中国人某种充满喜感的创造力。
 
那时的手机有带化妆镜的,有带打火机的,有的干脆制成中华香烟的式样。信基督的有十字架手机,信佛教的有佛教风格的可供挑选,真可谓个性化无敌。大喇叭手机声音大到穿过一条街道,闪着跑马灯的手机是打工仔的不二之选。现在品牌机的双卡双待或许来自“山寨机”的创意,“山寨机”有四卡四待的。至于待机问题,那时的“山寨机”有的待机时间可长达几十天,有的干脆使用五号电池。
 
“山寨机”价格亲民,深受劳苦大众喜爱。一部正品的NOKIA要5000块,外观真假难辨的NCKIA,500块便可买到手,功能比原装机还多。只要华强北出现热门机型,几天后就能摆上迪拜市场的柜台。2007年,深圳“山寨机”出口达7000万台,有2000多万台销往迪拜,其余的销往北非、印度、巴基斯坦等地。
 
一些“山寨机”耍流氓,明目张胆地模仿热销品牌。不仅外观一样,名字也鱼目混珠,“NOKIA”改成“NCKIA”就敢上市。
 
大多“山寨机”规矩些,把品牌委婉地写成出厂地“SZ”,也就是“深圳”两字首字母。大家心领神会,把这两个字母读作“山寨”。“山寨”代表远离管控的一片江湖,两个方块字,足以体现中国人的语言智慧。
 
3.陈老板1
 
有朋友来家里做客,陈老板从抽屉里翻出一部手机—大气的“土豪金”配着银色的键盘,手机顶端竖着一根天线,袖珍版的“大哥大”,这部名为“520”的手机由陈老板在2006年所造。
 
这个如今看来土得掉渣的“520”,当年上市曾受到热捧,月销数千台,每台手机利润达三四百元。陈老板包下某工厂的两条生产线,日夜为其赶工。“那时顾客都先打款,再到我这里排队买手机。”
 
通常来说,“山寨机”的生命短暂,但陈老板的“520”热卖一年多,市场上还出现了盗版。这部“520”让陈老板和他的小舅子、外甥以及技术合伙人赚得盆满钵满,当年就在深圳买了房子。
 
往前回溯,陈老板曾经是普宁的一名语文教师,43岁时放弃教师职业下海经商。1999年,他投靠身在广州的小舅子,并联合外甥在广州南方大厦的新亚洲广场售卖来自香港的私货三星手机。
 
2002年初,他们发现在广州售卖的华强北“山寨”手机利润可观,新的商机让他们决定转战华强北。2005年6月,陈老板在华强北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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