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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在全国率先试行商店承包经营
作者：钟镜芳、范卫平、李思思、瞿丹丹 来源：《敢闯敢试 :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创造的全国“率先”》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3-01-11 人已围观
1982年，深圳财贸系统搞起了全国第一家承包经营商店——深圳沙头角综合商店。以“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为基本特征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其历史功绩不可否认地载入了我国体制转轨、经济转型及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史册。
2010年9月7日的新华社长篇通讯《东风唤得大地春——党中央关心经济特区纪实》对这段历史作了回顾：“1982年，深圳沙头角综合商店尝试承包经营，向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迈出第一步。”南都网、《晶报》都有相关报道。在李永清主编的《深圳行政变革大事》及《深圳经济变革大事》中也有记载。
我当时是沙头角综合商店从事财务的工作人员，目睹了深圳承包经营商店的历史与变迁。如今，商品琳琅满目、服务热情周到的各类商店、百货公司已遍布市区的大街小巷，给人们购物消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而言，也许觉得沙头角综合商店的承包经营改革着实平常，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到30年前商店还是个稀罕物的年代，其不寻常乃至意义深远之处便渐渐凸显。要知道，在当时那种特定的体制及观念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国有企业承包经营并无先例，决定承包经营的方式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
沙头角商店，是商人集资为向镇内居民提供小商品于1956年在中英街开设的第一家百货公司。1958年“大跃进”时，政府对沙头角商店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1959年沙头角商店被收为国有，更名为沙头角综合商店，成为中英街唯一一家国营商店和县级企业、深圳首家经营出口商品的商店、深圳首家收取港币外汇的外贸商店，吸引了很多香港居民前来购物。
此后的20来年，沙头角综合商店逐步发展起来，但与中英街上的香港商店相比仍有着明显差距。1982年，时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财贸办主任的李定带工作组到沙头角综合商店检查工作，发现中英街两边的商店是面对面对开的，但香港那边的商店商品琳琅满目、非常应时，而且经营时间长，早上很早开门，晚上很晚关门，服务态度好，叫卖声不断；反观深圳这边的沙头角综合商店：早上9点上班，10点打扫卫生，中午吃饭休息，下午2点才开门营业，4点半关门。无论是商品花色品种、服务态度，还是经营特色、经济效益，都无法与对面的香港商店相比。综合商店的员工们之所以如此缺乏工作积极性与热情，原因很简单：深圳市所有商店，员工们无论干多干少，创造的效益不管是好是坏，大家都拿一样的工资。
鲜明的对比，引发了李定深入的思考。李定意识到，既然把深圳划成经济特区，就是要求深圳学习香港，按照香港的样子做。李定据此算了一笔账，如果学习香港的模式，那么沙头角综合商店每年的利润可增长10倍左右，可达800万元。关键是要有一个能干的总经理，并且把他的工资奖金与上交利润挂钩。
摸底调研后，为改善沙头角综合商店的经营状况并提升其经济效益，李定提出了将综合商店进行承包经营的解决方案，并在沙头角综合商店职工大会上提出：第一，谁敢报名当总经理，负责全权组织公司，改善经营管理，做到不走私、不逃税，每年给财政上交利润从88万元提升到600万元，那么月薪可从58元提高到350元；第二，大家共同努力，保证每年上缴财政600万元，即每月50万元，服务员工资从35元提高到200至250元，当月兑现。由此可看出，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相对独立性被公开认可。半个月后，时任沙头角综合商店副总经理的何能胜主动请缨，并提出6点具体措施，工作组认为可行，便宣布他为总经理，原来的经理陈喜政任支部书记，支持新任总经理工作，工资待遇与总经理相同。
何能胜提出从财务管理和绩效管理两大方面进行调整，将一盘账变成商店内部各个门市部内部独立核算，将人员工资与业绩挂钩，将经营指标分解到各个核算单位，年底进行结算，这样有效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增加了各个门市部经营的自主性。一个月后，新方案成效立显，销售额和利润都比原来提高近10倍，当月上交了利润70多万元，总经理和服务员工资奖金按承诺当月兑现。年底，沙头角综合商店除了上交600万元利润之外，还节余了100多万元。于是他们就在沙头角盖了一栋楼，那是当时沙头角最高最大的楼。
时任商店财务部门负责人的钟叔最高月工资达到了300元，总经理何能胜月收入更高达350元。而当时全国范围内，职工普遍实行的是硬性的工资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资料显示：1982年中国年平均工资仅798元）。当时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每月工资才100多元，不少人担心发这么高工资会不会出问题。但梁湘听取了李定关于商店利润大幅提升的详细汇报后，默许支持了这件事。
1982年，沙头角综合商店“承包经营”改革后，虽然人们对沙头角综合商店员工们的高收入一度异议颇多，但由于其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一年为国家多挣了500万元，比过去翻了近10倍，国家、企业、员工的收入都得到大幅的增长，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管理模式，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在组织形态转型方面架起了通往现代企业制度之桥，拉开了我们奔向市场经济的帷幕。其经验很快纷纷被深圳其他企业效仿，包括之后深圳市组建的进出口公司、免税公司等，在经营管理上也受到了综合商店经营方式的影响。
198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的改革重点要放到完善企业经营机制上，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认真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发展。截至1987年7月中旬，全国28个省、自治区、市的预算内工业企业实行各种形式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达45%，其中大中型企业达56.8%。沙头角综合商店打响了财贸系统“承包经营”第一枪，为我国经营管理事业架起了通往现代企业制度之桥。
口述者：钟镜芳，时任沙头角综合商店财务人员
整理者：范卫平、李思思、瞿丹丹
2010年9月7日的新华社长篇通讯《东风唤得大地春——党中央关心经济特区纪实》对这段历史作了回顾：“1982年，深圳沙头角综合商店尝试承包经营，向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迈出第一步。”南都网、《晶报》都有相关报道。在李永清主编的《深圳行政变革大事》及《深圳经济变革大事》中也有记载。
我当时是沙头角综合商店从事财务的工作人员，目睹了深圳承包经营商店的历史与变迁。如今，商品琳琅满目、服务热情周到的各类商店、百货公司已遍布市区的大街小巷，给人们购物消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而言，也许觉得沙头角综合商店的承包经营改革着实平常，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到30年前商店还是个稀罕物的年代，其不寻常乃至意义深远之处便渐渐凸显。要知道，在当时那种特定的体制及观念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国有企业承包经营并无先例，决定承包经营的方式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
沙头角商店，是商人集资为向镇内居民提供小商品于1956年在中英街开设的第一家百货公司。1958年“大跃进”时，政府对沙头角商店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1959年沙头角商店被收为国有，更名为沙头角综合商店，成为中英街唯一一家国营商店和县级企业、深圳首家经营出口商品的商店、深圳首家收取港币外汇的外贸商店，吸引了很多香港居民前来购物。
此后的20来年，沙头角综合商店逐步发展起来，但与中英街上的香港商店相比仍有着明显差距。1982年，时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财贸办主任的李定带工作组到沙头角综合商店检查工作，发现中英街两边的商店是面对面对开的，但香港那边的商店商品琳琅满目、非常应时，而且经营时间长，早上很早开门，晚上很晚关门，服务态度好，叫卖声不断；反观深圳这边的沙头角综合商店：早上9点上班，10点打扫卫生，中午吃饭休息，下午2点才开门营业，4点半关门。无论是商品花色品种、服务态度，还是经营特色、经济效益，都无法与对面的香港商店相比。综合商店的员工们之所以如此缺乏工作积极性与热情，原因很简单：深圳市所有商店，员工们无论干多干少，创造的效益不管是好是坏，大家都拿一样的工资。
鲜明的对比，引发了李定深入的思考。李定意识到，既然把深圳划成经济特区，就是要求深圳学习香港，按照香港的样子做。李定据此算了一笔账，如果学习香港的模式，那么沙头角综合商店每年的利润可增长10倍左右，可达800万元。关键是要有一个能干的总经理，并且把他的工资奖金与上交利润挂钩。
摸底调研后，为改善沙头角综合商店的经营状况并提升其经济效益，李定提出了将综合商店进行承包经营的解决方案，并在沙头角综合商店职工大会上提出：第一，谁敢报名当总经理，负责全权组织公司，改善经营管理，做到不走私、不逃税，每年给财政上交利润从88万元提升到600万元，那么月薪可从58元提高到350元；第二，大家共同努力，保证每年上缴财政600万元，即每月50万元，服务员工资从35元提高到200至250元，当月兑现。由此可看出，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相对独立性被公开认可。半个月后，时任沙头角综合商店副总经理的何能胜主动请缨，并提出6点具体措施，工作组认为可行，便宣布他为总经理，原来的经理陈喜政任支部书记，支持新任总经理工作，工资待遇与总经理相同。
何能胜提出从财务管理和绩效管理两大方面进行调整，将一盘账变成商店内部各个门市部内部独立核算，将人员工资与业绩挂钩，将经营指标分解到各个核算单位，年底进行结算，这样有效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增加了各个门市部经营的自主性。一个月后，新方案成效立显，销售额和利润都比原来提高近10倍，当月上交了利润70多万元，总经理和服务员工资奖金按承诺当月兑现。年底，沙头角综合商店除了上交600万元利润之外，还节余了100多万元。于是他们就在沙头角盖了一栋楼，那是当时沙头角最高最大的楼。
时任商店财务部门负责人的钟叔最高月工资达到了300元，总经理何能胜月收入更高达350元。而当时全国范围内，职工普遍实行的是硬性的工资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资料显示：1982年中国年平均工资仅798元）。当时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每月工资才100多元，不少人担心发这么高工资会不会出问题。但梁湘听取了李定关于商店利润大幅提升的详细汇报后，默许支持了这件事。
1982年，沙头角综合商店“承包经营”改革后，虽然人们对沙头角综合商店员工们的高收入一度异议颇多，但由于其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一年为国家多挣了500万元，比过去翻了近10倍，国家、企业、员工的收入都得到大幅的增长，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管理模式，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在组织形态转型方面架起了通往现代企业制度之桥，拉开了我们奔向市场经济的帷幕。其经验很快纷纷被深圳其他企业效仿，包括之后深圳市组建的进出口公司、免税公司等，在经营管理上也受到了综合商店经营方式的影响。
198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的改革重点要放到完善企业经营机制上，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认真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发展。截至1987年7月中旬，全国28个省、自治区、市的预算内工业企业实行各种形式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达45%，其中大中型企业达56.8%。沙头角综合商店打响了财贸系统“承包经营”第一枪，为我国经营管理事业架起了通往现代企业制度之桥。
口述者：钟镜芳，时任沙头角综合商店财务人员
整理者：范卫平、李思思、瞿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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