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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比枪炮更有威力的武器
作者：朱永新 来源：造就中国人：阅读与国民教育 责任编辑：kysia 2023-06-14 人已围观
在 20 世纪世界出版史上，有一个概念非常特别：军供版图书。它是二战期间美国图书出版、发行组织和美国军方合作开展的一个“国家紧急状态”项目，专门为参战的 1600 多万美军提供便于携带、适合阅读的特制平装书，其选题涵盖各个领域。这些共计 1.2 亿册的军供版图书，为战壕里、医院里、飞机和舰艇上的士兵排遣寂寞、克服恐惧，坚定战争胜利和与家人团聚的信念，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后期，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被纳入选题范围，一系列为他们重新就业或上学、缓解精神压力、更好地融入战后生活出谋划策的图书应运而生。
有一位出版界的朋友专门写信问我，对于这种特殊的图书出版项目，我会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思考？二战期间的中国战场是否有类似的为军人服务的图书项目？现在假设一下，当时的中国有这样的项目，而且我全程参与其运作，那么，我会从哪些方面来考虑选题、设计书目或推荐什么样的图书？
针对这位朋友的来信，我专门阅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图书进入战争》，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为武器的图书》。这两本书讲述的就是朋友信中提到的“军供版图书”。
其实，战争与图书的关系当然不是从二战开始的。自古以来，两军对垒勇者胜，胜者的智慧除了来自实践，更多的是来自图书。毛泽东一介书生指挥百万雄师，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队，自然与他博览群书密切相关。而陈胜吴广起义时鱼腹藏书“大楚兴，陈胜王”，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宣传鼓动心理战之一了。
但是，真正地大规模地把图书用于战争，应该是从 1939—1945 期间开始的。1933 年 5 月 10 日，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耻辱的日子。这一天，纳粹政府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焚书行动，大量的“非德意志”读物被付之一炬。同时，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大量印刷发行，思想上的世界大战首先打响。
1940 年下半年，美军制订了一个为所有训练营地订购图书的庞大计划，但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而无法实行。于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起了一场向军队捐赠书籍的“国防图书活动”。1943年上半年，当募集的 900 多万册图书送达前线的时候，图书成了广大官兵最重要的武器，他们“在图书中找到他们需要的力量，减轻了身体在战场上受到的伤痛，获得治愈情感和心理伤疤的力量”。同时捐赠活动还成功地把全国人民团结于共同的荣誉感中，“在战场上的战争获得胜利前，他们已经提前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随着美军参战进程的推进，“国防图书活动”正式更名为“胜利图书运动”。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士兵赠送图书，并且发表声明说：“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知道，图书便是武器。”
由于赠书数量和质量都受到一定局限，图书开本等也无法满足前线士兵的阅读需求，一个为军队量身定制的“军供版图书”计划应运而生。首先是图书的开本要便于携带，有关部门专门研究了士兵制服的口袋尺寸，做到大号图书能够装入士兵的裤袋，小号图书能够装入士兵胸前的衣袋，而更小的微型图书能迅速塞到口袋里。其次是图书内容的选择要满足士兵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包括了从当代小说、历史小说、神秘小说、幽默故事、西部小说到励志、冒险、航海、历史、传记、游记、漫画、古典文学、音乐、诗歌、科学等各种题材的图书，都在出版选择范围，以适应广大士兵的阅读趣味。在军供版图书中，中国作家老舍的《骆驼祥子》被列入书目，译者伊万·金是曾经出任美国派驻中国的外交官，被称为“为数不多的对中国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的美国人”。
“军供版图书”计划不仅面向在海外的美国军队，也同时面向同盟国军民以及法西斯占领区的千万民众，所以，委员会选配了许多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书籍，如《伟大时代》《美国如何生存》《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的战争目标》等，不仅用英语，还有法语、荷兰语、中文等不同国家的语种，其中就有《缅甸医生》《瓦塞尔医生的故事》和《美国》三种中文图书。英国也加入了这场运动之中，出台了“海外版本系列”图书计划。据统计，在二战中美英出版发行的“军供版图书”总数达到了 1.2 亿册，超过了纳粹在欧洲烧毁的图书总量。
《作为武器的图书》中有一个非常感人的细节：1944 年 6 月6 日，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登陆，仅仅几周之后，一批令人惊讶的货物 — 成千上万箱图书，与增援部队、武器弹药、食物药品一起运抵诺曼底海岸，运往法国各地乃至整个欧洲。这些图书为驰骋战场的士兵们排遣寂寞、克服恐惧，坚定战争胜利和与家人团聚的信念，在战后也为深受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影响的人们进行“头脑解毒”，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莫里·古皮提尔·曼宁在《当图书进入战争》的自序中写的那样：“美国士兵衣兜里揣着图书，向诺曼底海岸发起猛攻，朝莱茵河挺进，解放了欧洲；他们从太平洋的一个死亡之岛跳到另一个死亡之岛，从澳大利亚的海岸进攻到日本的后方。有些人读书是为了记住他们离开了的家乡，有些人则是为了暂时忘记周身所处的地狱般的环境。图书激发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原本疲倦的心骤然振奋。正如那封写给贝蒂·史密斯的信中所说，图书既有安慰人的力量，又让人对未来充满新的希望；当人们无处逃避的时候，图书可以成为暂时的避难所。对于美国的许多战士而言，图书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
关于朋友在信中询问的二战期间的中国战场是否有类似的为军人服务的图书项目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原二炮政治部副主任张西南在《中美两军二战前后阅读情况比较分析》中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介绍。他在文章中写道：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中国工农红军处于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的双重“围剿”之中，我国左翼文艺战线的作家以笔为枪，全力支持红军救亡图存的斗争。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莫维奇《铁流》，夏衍翻译的高尔基《母亲》等被送到根据地和红军部队，对于引导青年投身革命、坚定信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红军到达延安后，党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新华书店并逐步向陕甘宁以外地区拓展。毛泽东在延安亲笔为新华书店题写店名，还指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并且与中央出版发行部门的同志一起研究向各个抗日根据地运送图书的线路，确定最近、最快、最安全的书刊运输线和运输方式，切实做到战斗打到哪里，就要把图书送到哪里，力求覆盖所有重要的抗日根据地。新华书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了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图书，在前线部队引起很大反响。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要求前线中高级指挥员抓住作战间隙阅读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名著《日日夜夜》，联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向书中的主人公炮兵大尉沙布洛夫营长学习。军区政治部大量翻印《日日夜夜》运到部队，规定该书为营以上干部必读书籍之一。进攻太原时，徐向前要求把书中描写楼房战斗的一章摘要印成战场传单，发给作战部队参考。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鉴于当时没有现成合适的图书提供部队阅读，我军便自己动手征稿选编了 30 余万言的《二万五千里》，在延安的窑洞里用草纸油印成书下发全军。在抗战最后胜利的前夕，我军又将描写新一代苏联红军战士在同德军浴血奋战中成长的小说《恐惧与无畏》翻译成中文大量印发，为适应战士的文化水平还编写了通俗本。此外，苏联作家里多夫的《丹娘》《苏联红军英雄故事》等，都是受到前线指战员欢迎的读物。
从上可见，1939—1942 我国战场上也是比较注意运用图书作为武器来武装官兵的，尤其是注重政治思想与实战技能的学习。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军队的条件所限以及我国出版业的专业化程度相对落后等原因，我们的图书装备，从内容的系统性到形式的适合性，都是明显不够的。
朋友在信中提到，现在假设一下，当时的中国如果有这样的项目，而且让我全程参与其运作，我会从哪些方面来考虑选题、设计书目或推荐什么样的图书？
时光无法倒流。我也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去设计一个中国版的“军供版图书”。但是，他的问题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在这个星球上，战争的硝烟仍然弥漫，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如果敌人侵略我们的国土，如果我们被迫卷入战争，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项目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而且，这项工作不能够等到战争发生才开始。
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为幼儿、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教师、父母、公务员、企业家等不同人群研制了基础阅读书目，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我们正在研制中小学学科基础阅读书目（针对中小学不同学科），即将启动中国学生学科研究基础阅读书目（针对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科研究），我们也完全应该为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为未来战场上的战士研制一个基础阅读书目。有了二战期间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经验，有了我们研制中国人基础阅读书目的经验，我们有信心能够研制一个真正的“军供版图书”书目。如果退回到当时的二战现场，我们的图书配置远远比美军复杂，我们的部队服装不统一，设备不完整，纸张很紧张，我们的战士文盲半文盲很多，只能更多地考虑他们的阅读水平和阅读需要，更多地利用电台、广播等“有声书”进行推广，简易读物中更多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出版。
但是，面向未来的战场，我们应该有比较完整的研制方案。
首先，从图书的形式上，应该有电子版和纸质版两种。如果是纸质版，建议采用轻型纸，分量要尽可能轻。图书的装帧要与不同军种的服装相配，尽可能是口袋书，可以直接装入各种口袋和背包，所以要考虑军人服装与装备的情况。
其次，在内容的选择上，可以吸收美国、英国的经验，尽可能考虑官兵的多样化需求，考虑现代人的阅读特点。所以，一方面要有体现爱国主义精神、追求信仰和人生价值的正能量书籍，要有反映战争生活、乡情亲情的小说，要有安抚情绪、慰藉心灵的作品，要有人文、历史、科技的知识类读物，一方面也要有针对前线战士量身定做的图书。
二战期间最受美军士兵欢迎的书目中，名列前茅的两本书分别是《布鲁克林有棵树》和《快乐无疆》，前者讲述的是阅读让卑微的生命变得高贵，知识可以改变人的修为与命运，最终依靠家庭的力量支撑孩子实现梦想的故事。后者则是一个少女眼中的母亲的故事，热情的个性、善良的心灵、滑稽的人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给战争中思念亲人怀有乡愁的士兵以心理上的安抚和慰藉。前者属于励志类，后者属于情感类。所以，近年来特别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如《红星照耀中国》《解忧杂货店》《追风筝的人》《摆渡人》《岛上书店》《平凡的世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小王子》等，以及关于战争题材的小说《西线无战事》《战争与和平》《永别了，武器》《被遗忘的士兵》《法兰西组曲》《第二十二条军规》《铁皮鼓》等都是可以列入书目的。
在战场上，图书有时候是比枪炮更有威力的武器。这是二战给我们最好的经验和提醒。
也许，我们新阅读研究所会在不远的将来，与有关部门一起合作，拿出一个可以为现在军队的将士和未来战场上的官兵而准备的书目。尽管至今仍然有人对书目提出不同看法，但是我始终认为，无论什么时代，书目就是一张阅读地图，永远会提供参考，把不同的人带向自己希望去的地方。尤其在信息时代，这样的一张阅读地图在浩瀚的信息世界里，总是有用的。
有一位出版界的朋友专门写信问我，对于这种特殊的图书出版项目，我会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思考？二战期间的中国战场是否有类似的为军人服务的图书项目？现在假设一下，当时的中国有这样的项目，而且我全程参与其运作，那么，我会从哪些方面来考虑选题、设计书目或推荐什么样的图书？
针对这位朋友的来信，我专门阅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图书进入战争》，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为武器的图书》。这两本书讲述的就是朋友信中提到的“军供版图书”。
其实，战争与图书的关系当然不是从二战开始的。自古以来，两军对垒勇者胜，胜者的智慧除了来自实践，更多的是来自图书。毛泽东一介书生指挥百万雄师，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队，自然与他博览群书密切相关。而陈胜吴广起义时鱼腹藏书“大楚兴，陈胜王”，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宣传鼓动心理战之一了。
但是，真正地大规模地把图书用于战争，应该是从 1939—1945 期间开始的。1933 年 5 月 10 日，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耻辱的日子。这一天，纳粹政府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焚书行动，大量的“非德意志”读物被付之一炬。同时，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大量印刷发行，思想上的世界大战首先打响。
1940 年下半年，美军制订了一个为所有训练营地订购图书的庞大计划，但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而无法实行。于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起了一场向军队捐赠书籍的“国防图书活动”。1943年上半年，当募集的 900 多万册图书送达前线的时候，图书成了广大官兵最重要的武器，他们“在图书中找到他们需要的力量，减轻了身体在战场上受到的伤痛，获得治愈情感和心理伤疤的力量”。同时捐赠活动还成功地把全国人民团结于共同的荣誉感中，“在战场上的战争获得胜利前，他们已经提前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随着美军参战进程的推进，“国防图书活动”正式更名为“胜利图书运动”。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士兵赠送图书，并且发表声明说：“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知道，图书便是武器。”
由于赠书数量和质量都受到一定局限，图书开本等也无法满足前线士兵的阅读需求，一个为军队量身定制的“军供版图书”计划应运而生。首先是图书的开本要便于携带，有关部门专门研究了士兵制服的口袋尺寸，做到大号图书能够装入士兵的裤袋，小号图书能够装入士兵胸前的衣袋，而更小的微型图书能迅速塞到口袋里。其次是图书内容的选择要满足士兵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包括了从当代小说、历史小说、神秘小说、幽默故事、西部小说到励志、冒险、航海、历史、传记、游记、漫画、古典文学、音乐、诗歌、科学等各种题材的图书，都在出版选择范围，以适应广大士兵的阅读趣味。在军供版图书中，中国作家老舍的《骆驼祥子》被列入书目，译者伊万·金是曾经出任美国派驻中国的外交官，被称为“为数不多的对中国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的美国人”。
“军供版图书”计划不仅面向在海外的美国军队，也同时面向同盟国军民以及法西斯占领区的千万民众，所以，委员会选配了许多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书籍，如《伟大时代》《美国如何生存》《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的战争目标》等，不仅用英语，还有法语、荷兰语、中文等不同国家的语种，其中就有《缅甸医生》《瓦塞尔医生的故事》和《美国》三种中文图书。英国也加入了这场运动之中，出台了“海外版本系列”图书计划。据统计，在二战中美英出版发行的“军供版图书”总数达到了 1.2 亿册，超过了纳粹在欧洲烧毁的图书总量。
《作为武器的图书》中有一个非常感人的细节：1944 年 6 月6 日，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登陆，仅仅几周之后，一批令人惊讶的货物 — 成千上万箱图书，与增援部队、武器弹药、食物药品一起运抵诺曼底海岸，运往法国各地乃至整个欧洲。这些图书为驰骋战场的士兵们排遣寂寞、克服恐惧，坚定战争胜利和与家人团聚的信念，在战后也为深受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影响的人们进行“头脑解毒”，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莫里·古皮提尔·曼宁在《当图书进入战争》的自序中写的那样：“美国士兵衣兜里揣着图书，向诺曼底海岸发起猛攻，朝莱茵河挺进，解放了欧洲；他们从太平洋的一个死亡之岛跳到另一个死亡之岛，从澳大利亚的海岸进攻到日本的后方。有些人读书是为了记住他们离开了的家乡，有些人则是为了暂时忘记周身所处的地狱般的环境。图书激发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原本疲倦的心骤然振奋。正如那封写给贝蒂·史密斯的信中所说，图书既有安慰人的力量，又让人对未来充满新的希望；当人们无处逃避的时候，图书可以成为暂时的避难所。对于美国的许多战士而言，图书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
关于朋友在信中询问的二战期间的中国战场是否有类似的为军人服务的图书项目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原二炮政治部副主任张西南在《中美两军二战前后阅读情况比较分析》中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介绍。他在文章中写道：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中国工农红军处于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的双重“围剿”之中，我国左翼文艺战线的作家以笔为枪，全力支持红军救亡图存的斗争。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莫维奇《铁流》，夏衍翻译的高尔基《母亲》等被送到根据地和红军部队，对于引导青年投身革命、坚定信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红军到达延安后，党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新华书店并逐步向陕甘宁以外地区拓展。毛泽东在延安亲笔为新华书店题写店名，还指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并且与中央出版发行部门的同志一起研究向各个抗日根据地运送图书的线路，确定最近、最快、最安全的书刊运输线和运输方式，切实做到战斗打到哪里，就要把图书送到哪里，力求覆盖所有重要的抗日根据地。新华书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了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图书，在前线部队引起很大反响。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要求前线中高级指挥员抓住作战间隙阅读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名著《日日夜夜》，联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向书中的主人公炮兵大尉沙布洛夫营长学习。军区政治部大量翻印《日日夜夜》运到部队，规定该书为营以上干部必读书籍之一。进攻太原时，徐向前要求把书中描写楼房战斗的一章摘要印成战场传单，发给作战部队参考。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鉴于当时没有现成合适的图书提供部队阅读，我军便自己动手征稿选编了 30 余万言的《二万五千里》，在延安的窑洞里用草纸油印成书下发全军。在抗战最后胜利的前夕，我军又将描写新一代苏联红军战士在同德军浴血奋战中成长的小说《恐惧与无畏》翻译成中文大量印发，为适应战士的文化水平还编写了通俗本。此外，苏联作家里多夫的《丹娘》《苏联红军英雄故事》等，都是受到前线指战员欢迎的读物。
从上可见，1939—1942 我国战场上也是比较注意运用图书作为武器来武装官兵的，尤其是注重政治思想与实战技能的学习。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军队的条件所限以及我国出版业的专业化程度相对落后等原因，我们的图书装备，从内容的系统性到形式的适合性，都是明显不够的。
朋友在信中提到，现在假设一下，当时的中国如果有这样的项目，而且让我全程参与其运作，我会从哪些方面来考虑选题、设计书目或推荐什么样的图书？
时光无法倒流。我也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去设计一个中国版的“军供版图书”。但是，他的问题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在这个星球上，战争的硝烟仍然弥漫，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如果敌人侵略我们的国土，如果我们被迫卷入战争，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项目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而且，这项工作不能够等到战争发生才开始。
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为幼儿、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教师、父母、公务员、企业家等不同人群研制了基础阅读书目，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我们正在研制中小学学科基础阅读书目（针对中小学不同学科），即将启动中国学生学科研究基础阅读书目（针对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科研究），我们也完全应该为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为未来战场上的战士研制一个基础阅读书目。有了二战期间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经验，有了我们研制中国人基础阅读书目的经验，我们有信心能够研制一个真正的“军供版图书”书目。如果退回到当时的二战现场，我们的图书配置远远比美军复杂，我们的部队服装不统一，设备不完整，纸张很紧张，我们的战士文盲半文盲很多，只能更多地考虑他们的阅读水平和阅读需要，更多地利用电台、广播等“有声书”进行推广，简易读物中更多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出版。
但是，面向未来的战场，我们应该有比较完整的研制方案。
首先，从图书的形式上，应该有电子版和纸质版两种。如果是纸质版，建议采用轻型纸，分量要尽可能轻。图书的装帧要与不同军种的服装相配，尽可能是口袋书，可以直接装入各种口袋和背包，所以要考虑军人服装与装备的情况。
其次，在内容的选择上，可以吸收美国、英国的经验，尽可能考虑官兵的多样化需求，考虑现代人的阅读特点。所以，一方面要有体现爱国主义精神、追求信仰和人生价值的正能量书籍，要有反映战争生活、乡情亲情的小说，要有安抚情绪、慰藉心灵的作品，要有人文、历史、科技的知识类读物，一方面也要有针对前线战士量身定做的图书。
二战期间最受美军士兵欢迎的书目中，名列前茅的两本书分别是《布鲁克林有棵树》和《快乐无疆》，前者讲述的是阅读让卑微的生命变得高贵，知识可以改变人的修为与命运，最终依靠家庭的力量支撑孩子实现梦想的故事。后者则是一个少女眼中的母亲的故事，热情的个性、善良的心灵、滑稽的人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给战争中思念亲人怀有乡愁的士兵以心理上的安抚和慰藉。前者属于励志类，后者属于情感类。所以，近年来特别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如《红星照耀中国》《解忧杂货店》《追风筝的人》《摆渡人》《岛上书店》《平凡的世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小王子》等，以及关于战争题材的小说《西线无战事》《战争与和平》《永别了，武器》《被遗忘的士兵》《法兰西组曲》《第二十二条军规》《铁皮鼓》等都是可以列入书目的。
在战场上，图书有时候是比枪炮更有威力的武器。这是二战给我们最好的经验和提醒。
也许，我们新阅读研究所会在不远的将来，与有关部门一起合作，拿出一个可以为现在军队的将士和未来战场上的官兵而准备的书目。尽管至今仍然有人对书目提出不同看法，但是我始终认为，无论什么时代，书目就是一张阅读地图，永远会提供参考，把不同的人带向自己希望去的地方。尤其在信息时代，这样的一张阅读地图在浩瀚的信息世界里，总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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