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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一声震乾坤——黄学增与深圳
作者：张雄文 来源：《潮卷南海——深圳风雨一百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04 人已围观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的宝座，“城头变幻大王旗”已十年，中国却换汤不换药，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则列强常欺凌，内则军阀相攻伐，国家积贫积弱，百姓命如草芥，常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对位于南海之滨的深圳而言，唯一变化的是，新安之名复称宝安而已。
军阀陈炯明多年盘踞东江一带，与其他军阀你攻我伐之余，日夜惦记着百姓们本已枯瘪的口袋，几乎无时不捐，无物不税。
老百姓即便是晒干了的海鱼，也要被挤出几滴水来。宝安县城南头与前清一样污浊不堪，烟馆、赌馆、妓院林立，十里外便能闻到鸦片的味道。乡间则有与官府勾结的劣绅横行，西路的福永、沙井、新桥、松岗和公明一带便被陈炳南、文侣臣和曾亦樵三大霸把持。
农民每天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剧：欠租税被凶蛮的兵丁毒打，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卖儿女抵债，不容分说被捆绑去陈炯明部队做壮丁。更惨的是被拐骗或被直接掳掠做了“猪仔”，以 3 至 8 元一人的价格卖到南洋。
13 个年轻人走下南湖游船不久，一个在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就读的青年学子，在珠江边的霞光里肃然举起了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从千万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广东最早呼应南湖游船的志士之一。
第二年，他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全国最早的党员之一。“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宝安，把那里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搞起来，培养一批农运骨干，发展党的组织，现在征求你的意见。”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青年学子坐在了一个身着中山装的汉子面前，汉子面色沉着里透着严肃，语气却有如桌上茶杯里袅袅升腾的热气般和善，说话带着男中音的磁性，令青年学子瞬间没了紧张感。
“我服从组织安排！”青年学子的话铿锵而简洁。
“很好，组织上还会安排龙乃武、何友逖同志和你一起去，你们的公开身份都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龙乃武也毕业于讲习所，你应该认识。”汉子微笑着说。
“认识，”青年学子笑了，“不过他是第二期，比我晚了一期。”
这是 1924 年秋天，一栋坐南朝北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二楼屋子里，中共广东区委一位负责人找青年学子谈话。青年学子叫黄学增。他早已从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毕业，一年前受党组织派遣，到广州郊区花县的乡村宣传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风雨里磨砺多时，脸庞晒黑了不少，也成熟了许多。
黄学增按照党的指令，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旋即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习，结识了彭湃、阮啸仙等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他没想到的是，时代大潮很快就会将自己推上潮头，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一道成为广东省四大农运领袖之一。
从讲习所毕业后，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又奉命回到花县，建立了中共花县支部，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这时，广东区委开始关注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决定将黄学增调去打开局面。
一粒灼热的星火，即将被投入宝安漫无际涯的黑暗中。
黄学增刚踏上宝安的土地，就闻到了与家乡雷州半岛上遂溪一样的海腥味，感到很是亲切。然而这里终究不是家乡，人地两疏，地主劣绅猖獗，公开建党的组织，容易遭到他们对抗，组织也很快会被破坏。
两人商量一阵，决定先与各村的士绅搞好关系，随后再与农民接触，在工作中发现优秀分子，介绍其加入国民党，建立国民党的乡区分部；然后，从加入国民党的骨干中培养先进分子，将他们吸收为中共党员，逐步建立各乡党小组；最后成立乡农民协会，掌握基层政权。
计议已定，黄学增与龙乃武开始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之路。他们先从沙井、松岗等乡村开始，每天到村舍地头，与农民拉家常，帮他们干农活，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引导他们参加农民运动。
到 1924年底，他们终于成功发展了第一批党员：麦福荣、麦金水、陈细珍、麦牛、潘寿延、潘国华、潘满容等。这是一串必将刻入深圳史册的名字，每个人身上都漫溢文天祥的浩然正气，流淌着赖恩爵、黄福的不屈血液，
而今又有了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马列主义灵魂。
1925 年 2 月的一天，上级传来消息，广东革命政府组建东征联军，兵分多路讨伐陈炯明，其中右路军由黄埔学生军和粤军一部组成，将进攻淡水、海陆丰和潮汕地区。上级要求黄学增等人领导各乡党小组，组织宝安农民支援东征军。
黄学增和龙乃武很快召集各党小组负责人开会，布置了任务。令黄学增意外惊喜的是，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也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东征，来到了宝安。
这些天，黄学增一直奔波在乡间，组织农民为东征军带路、送信、抬担架、运输物资，错过了与周恩来的见面。周恩来是广东区委负责人，与黄学增早就相识，也清楚他擅长农民运动。
多年后的 1960 年 2 月 10 日，周恩来到湛江视察，刚下飞机便对迎接的人说：“雷州半岛有个黄学增同志，在大革命时期与彭湃等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四大领袖，应当好好宣传、学习。”他还深情回忆了早已牺牲的黄学增的往事。
虽然黄学增没能见到周恩来，但他没让周恩来失望。
军阀陈炯明多年盘踞东江一带，与其他军阀你攻我伐之余，日夜惦记着百姓们本已枯瘪的口袋，几乎无时不捐，无物不税。
老百姓即便是晒干了的海鱼，也要被挤出几滴水来。宝安县城南头与前清一样污浊不堪，烟馆、赌馆、妓院林立，十里外便能闻到鸦片的味道。乡间则有与官府勾结的劣绅横行，西路的福永、沙井、新桥、松岗和公明一带便被陈炳南、文侣臣和曾亦樵三大霸把持。
农民每天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剧：欠租税被凶蛮的兵丁毒打，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卖儿女抵债，不容分说被捆绑去陈炯明部队做壮丁。更惨的是被拐骗或被直接掳掠做了“猪仔”，以 3 至 8 元一人的价格卖到南洋。
13 个年轻人走下南湖游船不久，一个在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就读的青年学子，在珠江边的霞光里肃然举起了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从千万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广东最早呼应南湖游船的志士之一。
第二年，他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全国最早的党员之一。“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宝安，把那里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搞起来，培养一批农运骨干，发展党的组织，现在征求你的意见。”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青年学子坐在了一个身着中山装的汉子面前，汉子面色沉着里透着严肃，语气却有如桌上茶杯里袅袅升腾的热气般和善，说话带着男中音的磁性，令青年学子瞬间没了紧张感。
“我服从组织安排！”青年学子的话铿锵而简洁。
“很好，组织上还会安排龙乃武、何友逖同志和你一起去，你们的公开身份都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龙乃武也毕业于讲习所，你应该认识。”汉子微笑着说。
“认识，”青年学子笑了，“不过他是第二期，比我晚了一期。”
这是 1924 年秋天，一栋坐南朝北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二楼屋子里，中共广东区委一位负责人找青年学子谈话。青年学子叫黄学增。他早已从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毕业，一年前受党组织派遣，到广州郊区花县的乡村宣传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风雨里磨砺多时，脸庞晒黑了不少，也成熟了许多。
黄学增按照党的指令，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旋即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习，结识了彭湃、阮啸仙等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他没想到的是，时代大潮很快就会将自己推上潮头，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一道成为广东省四大农运领袖之一。
从讲习所毕业后，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又奉命回到花县，建立了中共花县支部，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这时，广东区委开始关注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决定将黄学增调去打开局面。
一粒灼热的星火，即将被投入宝安漫无际涯的黑暗中。
黄学增刚踏上宝安的土地，就闻到了与家乡雷州半岛上遂溪一样的海腥味，感到很是亲切。然而这里终究不是家乡，人地两疏，地主劣绅猖獗，公开建党的组织，容易遭到他们对抗，组织也很快会被破坏。
两人商量一阵，决定先与各村的士绅搞好关系，随后再与农民接触，在工作中发现优秀分子，介绍其加入国民党，建立国民党的乡区分部；然后，从加入国民党的骨干中培养先进分子，将他们吸收为中共党员，逐步建立各乡党小组；最后成立乡农民协会，掌握基层政权。
计议已定，黄学增与龙乃武开始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之路。他们先从沙井、松岗等乡村开始，每天到村舍地头，与农民拉家常，帮他们干农活，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引导他们参加农民运动。
到 1924年底，他们终于成功发展了第一批党员：麦福荣、麦金水、陈细珍、麦牛、潘寿延、潘国华、潘满容等。这是一串必将刻入深圳史册的名字，每个人身上都漫溢文天祥的浩然正气，流淌着赖恩爵、黄福的不屈血液，
而今又有了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马列主义灵魂。
1925 年 2 月的一天，上级传来消息，广东革命政府组建东征联军，兵分多路讨伐陈炯明，其中右路军由黄埔学生军和粤军一部组成，将进攻淡水、海陆丰和潮汕地区。上级要求黄学增等人领导各乡党小组，组织宝安农民支援东征军。
黄学增和龙乃武很快召集各党小组负责人开会，布置了任务。令黄学增意外惊喜的是，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也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东征，来到了宝安。
这些天，黄学增一直奔波在乡间，组织农民为东征军带路、送信、抬担架、运输物资，错过了与周恩来的见面。周恩来是广东区委负责人，与黄学增早就相识，也清楚他擅长农民运动。
多年后的 1960 年 2 月 10 日，周恩来到湛江视察，刚下飞机便对迎接的人说：“雷州半岛有个黄学增同志，在大革命时期与彭湃等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四大领袖，应当好好宣传、学习。”他还深情回忆了早已牺牲的黄学增的往事。
虽然黄学增没能见到周恩来，但他没让周恩来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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