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历史人文 > 史事典籍 > 近现代史事 近现代史事
土地改革
作者：张雄文 来源：《潮卷南海——深圳风雨一百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05 人已围观
封建土地制度曾像一副沉重而密实的枷锁，数千年来扣在中国农民的脖颈上，令他们几近窒息：乡村人口中仅有 10% 的地主、富农，占着70%—80% 的土地，而乡村人口中那 90% 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仅有20%—30% 的土地；地主以地租盘剥等手段，一滴一滴榨取农民的血汗，仿佛趴在农民身上的血吸虫，将自己养得肥头大耳，农民却卑微如草如蚁，求苟延残喘而不可得。
中国共产党人很早便开始着手解除农民脖颈上的这副枷锁。1927 年9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转兵时，便响亮喊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1928 年 3 月，他在酃县的中村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试点。两个月后，毛泽东主持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特意在各级政府中设立土地委员会或土地委员，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他还三到永新的塘边村的田间地头，指导分田运动，拟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此后，这一主张上升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红军的政策，成为根据地千百万农民的福音，一直贯穿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49 年 10 月“一唱雄鸡天下白”，天下基本大定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将多年前的理想在全国付诸实践，彻底解除农民身上的枷锁，用三年时间完成土地改革。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像一团跳跃的火，点亮了大江南北。大街小巷、村村寨寨布告栏前簇拥的农民们不很懂这些术语，但人人脸上挂着欣喜。
这时候的宝安，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 4.24%，却占有 17.7% 的耕地；雇农、贫农和贫民占人口的 35.9%，却只占 13.4% 的耕地；其余耕地，是绝大部分实际上也为地主恶霸所占有的公偿民田。宝安的地主阶级，既有本身为地主者，也有匪特头目和汉奸。他们曾上通官府、下结土匪，对农民刀枪俱举、明取暗夺。农民无奈之下，只得抛弃祖居，流落他乡，靠给别的地主做雇工为生。然而，他们终年劳作，依旧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徘徊。松岗镇的罗田村，新中国成立前被迫流浪到沙井等地做长工的农民，就占全村劳动力的 12%。
1950 年春天，刚上任的县委书记祁烽和县长黄国伟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尚未进行土改的宝安发生了严重的春荒，农民交完地租后粮食所剩无几，连同夏粮的种子都吃完了，只能漫山遍野找野菜、树皮。祁烽忧心忡忡，找到黄国伟说：“新中国的农民绝不能饿死，得抓紧想办法才行。”黄国伟头上也一夜之间急出了几缕白发。两人商量一阵，想出了三个对策：一是组织农民生产度荒，二是向农民发放贷款谷和救济粮，三是发动农民强迫地主退租谷。随后，他们三管齐下，发放贷款谷 3076担，发放救济粮 427 担，地主退租谷 3036 担，总算勉强渡过了难关。祁烽和黄国伟浏览着这些数字，松了一口气。
土地改革已势在必行！
12 月 23 日，冷风扑面，在深圳镇蔡屋围燕贻小学的礼堂里，200名济济一堂的代表却毫无寒意。县长黄国伟中气十足地宣布：宝安县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他的声音时而低沉，时而高亢，讲述了土改的意义和农民们的期盼，号召各界人民参与土改运动和支持抗美援朝。会议临结束时，祁烽作了总结报告，也对土改进行了动员。
根据上级的要求，祁烽和黄国伟要确定一个土改试点乡，这么多乡镇，一时难以取舍。在县委会议室里，他们两人都皱着眉头，望着茶杯袅袅升腾的水汽出神。
“哪个乡情况最复杂，就定哪个乡！”梁奇达略一思忖，“指点”道。
“那就新桥乡吧。”马伦放下茶杯，脱口而出。
新桥乡包括新桥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上寮，洪田等 11 个村，共有 8000 多人，人口聚集，田地众多，情况历来颇为复杂。祁烽和黄国伟的眼睛都瞬间一亮，马上点头同意。随后，几个人又商议一阵，敲定了新桥土改工作组的 13 人人选，指定由邝芝带队。
工作组进村后，才知道新桥的情况比先前了解的更严重：一、三、四村因水利存在宗派矛盾，三村与一村之间尤为突出，两个村曾因天旱用水发生过械斗，一村死一人，三村则赔偿人命钱。20 世纪 30 年代，大地主曾翼朝曾筑水闸霸占水源。1941 年，三村做了日伪军副中队长的曾广仁，又把一条天然水坑占为己有，筑起水闸。他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平素横行乡里，鱼肉乡邻，无人敢阻止。这样一来，一村、四村再也得不到灌溉之利，三村农民虽能用上水，但每亩田每年要交给曾广仁 20 斤稻谷。村民向工作组诉苦，说：“如水利问题不解决，土改是改不成的。”
中国共产党人很早便开始着手解除农民脖颈上的这副枷锁。1927 年9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转兵时，便响亮喊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1928 年 3 月，他在酃县的中村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试点。两个月后，毛泽东主持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特意在各级政府中设立土地委员会或土地委员，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他还三到永新的塘边村的田间地头，指导分田运动，拟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此后，这一主张上升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红军的政策，成为根据地千百万农民的福音，一直贯穿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49 年 10 月“一唱雄鸡天下白”，天下基本大定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将多年前的理想在全国付诸实践，彻底解除农民身上的枷锁，用三年时间完成土地改革。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像一团跳跃的火，点亮了大江南北。大街小巷、村村寨寨布告栏前簇拥的农民们不很懂这些术语，但人人脸上挂着欣喜。
这时候的宝安，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 4.24%，却占有 17.7% 的耕地；雇农、贫农和贫民占人口的 35.9%，却只占 13.4% 的耕地；其余耕地，是绝大部分实际上也为地主恶霸所占有的公偿民田。宝安的地主阶级，既有本身为地主者，也有匪特头目和汉奸。他们曾上通官府、下结土匪，对农民刀枪俱举、明取暗夺。农民无奈之下，只得抛弃祖居，流落他乡，靠给别的地主做雇工为生。然而，他们终年劳作，依旧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徘徊。松岗镇的罗田村，新中国成立前被迫流浪到沙井等地做长工的农民，就占全村劳动力的 12%。
1950 年春天，刚上任的县委书记祁烽和县长黄国伟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尚未进行土改的宝安发生了严重的春荒，农民交完地租后粮食所剩无几，连同夏粮的种子都吃完了，只能漫山遍野找野菜、树皮。祁烽忧心忡忡，找到黄国伟说：“新中国的农民绝不能饿死，得抓紧想办法才行。”黄国伟头上也一夜之间急出了几缕白发。两人商量一阵，想出了三个对策：一是组织农民生产度荒，二是向农民发放贷款谷和救济粮，三是发动农民强迫地主退租谷。随后，他们三管齐下，发放贷款谷 3076担，发放救济粮 427 担，地主退租谷 3036 担，总算勉强渡过了难关。祁烽和黄国伟浏览着这些数字，松了一口气。
土地改革已势在必行！
12 月 23 日，冷风扑面，在深圳镇蔡屋围燕贻小学的礼堂里，200名济济一堂的代表却毫无寒意。县长黄国伟中气十足地宣布：宝安县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他的声音时而低沉，时而高亢，讲述了土改的意义和农民们的期盼，号召各界人民参与土改运动和支持抗美援朝。会议临结束时，祁烽作了总结报告，也对土改进行了动员。
根据上级的要求，祁烽和黄国伟要确定一个土改试点乡，这么多乡镇，一时难以取舍。在县委会议室里，他们两人都皱着眉头，望着茶杯袅袅升腾的水汽出神。
“哪个乡情况最复杂，就定哪个乡！”梁奇达略一思忖，“指点”道。
“那就新桥乡吧。”马伦放下茶杯，脱口而出。
新桥乡包括新桥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上寮，洪田等 11 个村，共有 8000 多人，人口聚集，田地众多，情况历来颇为复杂。祁烽和黄国伟的眼睛都瞬间一亮，马上点头同意。随后，几个人又商议一阵，敲定了新桥土改工作组的 13 人人选，指定由邝芝带队。
工作组进村后，才知道新桥的情况比先前了解的更严重：一、三、四村因水利存在宗派矛盾，三村与一村之间尤为突出，两个村曾因天旱用水发生过械斗，一村死一人，三村则赔偿人命钱。20 世纪 30 年代，大地主曾翼朝曾筑水闸霸占水源。1941 年，三村做了日伪军副中队长的曾广仁，又把一条天然水坑占为己有，筑起水闸。他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平素横行乡里，鱼肉乡邻，无人敢阻止。这样一来，一村、四村再也得不到灌溉之利，三村农民虽能用上水，但每亩田每年要交给曾广仁 20 斤稻谷。村民向工作组诉苦，说：“如水利问题不解决，土改是改不成的。”
很赞哦！ ( )
下一篇：深圳的合作化
评论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