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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见证深港融合的商贸纽带
作者：林良展 来源：《深圳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走进课堂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Gangan 2023-03-28 人已围观
沙头角“中英街”，是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具体划界的产物。
1899年3月19日，清政府道台王存善到香港与港府辅政司洛克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作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附件。根据附件的规定：“北界始于大鹏湾英国东经线114度30分，潮涨能到处，由陆地沿岸至所立木桩，接近沙头角（即土名桐芜墟）之西，再入内地，不远，至一窄道，左界潮水平线，右界田地，东立一木桩，此道全归英国，任两国人民往来。由此道至桐芜墟斜角处，又立一木桩，直至目下涸干之宽河，以河底中线为界限，河左岸是地方归中国界，河右岸是地方归英界。沿河底之线至迳口大道，又立一木桩于该河与大道接壤处，此道全归英国，任两国人民往来……”
此后，英国在沙头角边界竖了20块界碑，其中有8块在沙头角镇，均匀树立在桐芜墟侧面的一条小沙石河中央。后来，这条小沙石河因改道而干涸，有人在旧河道两侧填土建房做生意，在旧河道的中间，便形成了一条街。由于中英分界线就在这条街道的中间，人们于是称之为“中英街”。街长约250米，宽3~4米，由中英双方各占一半。
到了20世纪30年代，沙头角“中英街”开始繁荣。两边的店铺里琳琅满目，品种齐全，中方的商店仍以经营农副产品为主，而港方的商店则更多地经营舶来品，货色时髦，品种繁多，吸引着远近的乡民。
1941年，香港沦陷，中英街被易名为“中兴街”。中英街上第三至第七号界碑被拆除。
日本战败投降后，中英街复名。1948年中英双方代表再次勘界，重新将界碑石立回原处，并在这5块界碑石上刻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重竖”的字样。
▲回归前的中英街
抗日战争胜利后，英国以中英双重代表的身份接受日军在香港地区投降，重新占领香港。当时，香港只剩下60余万人。香港通过转口贸易恢复经济，需要大量劳动力，国内内乱也使大量人口涌入香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内地大约有200万人居住在香港。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深港边界是开放的，人们可以自由出入，无需任何证件。香港依靠中国内地及其劳动力，经济得以迅速恢复。1951年，香港的贸易总额已达到93.03亿港元，是1947年的3倍多，其中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占了总额的26.5%，中国内地成了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沙头角，两边的老百姓保持着密切的民间贸易交往。
1950年，英国首先设立宵禁地区。宵禁范围非常之大，宵禁时间从晚上10时开始，到翌日6时结束，长达8个小时，给居民生活造成很大不便。中方在1950年出台出入国境办法，以后也大搞“军事边防”和“政治边防”。从1952年至1979年的27年间，中英街成了严格的边防禁区。
由于禁运的原因，香港的转口贸易萎缩，制造业随之兴起。进入19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逐步进入调整阶段，逐步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香港以其稳定的局势和自由港的政策，成为这些产业转移的最好的场所。
另一方面，拥有大量劳动力的内地正遭遇天灾人祸，深圳与香港边界就成了偷渡的主要途径。1962年5月，是偷渡的高潮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深圳及内地其他地区大约有60万人到了香港。逃港潮起因于深圳与香港经济的巨大反差。20世纪70年代末期，沙头角的居民人均年收入仅100元人民币时，对面的居民人均年收入达7万港元。
改革开放带来了深圳经济特区的繁荣，“一国两制”的政策使沙头角从无人问津的边防禁区发展为经济特“镇”，这与深圳、香港政府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深港关系开始出现合则两利、共存共荣的特征。
1982年4月30日在深圳签署的《深圳—香港关于增辟两地之间通道的协议》，第一条内容就是增开沙头角陆路口岸，建设沙头角沙河公路桥，作为深圳特区与香港间的专用口岸。“深港协议”不仅是深港官方管道的正式建立，也是两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制度化，对发展两地的经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英街开始变得寸土寸金，深港两边店铺林立。
1983年8月，深港双方携手合作，共同投资将破旧的街道修整一新。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平均每天都有两三万人，多时达七八万人到沙头角购物观光。凡是到深圳来的人，无不希望到中英街走一趟。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不去中英街，枉到深圳游。”
此课内容摘编自《深圳中英街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定位》一文。见《城市发展研究》2001年4期。
1899年3月19日，清政府道台王存善到香港与港府辅政司洛克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作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附件。根据附件的规定：“北界始于大鹏湾英国东经线114度30分，潮涨能到处，由陆地沿岸至所立木桩，接近沙头角（即土名桐芜墟）之西，再入内地，不远，至一窄道，左界潮水平线，右界田地，东立一木桩，此道全归英国，任两国人民往来。由此道至桐芜墟斜角处，又立一木桩，直至目下涸干之宽河，以河底中线为界限，河左岸是地方归中国界，河右岸是地方归英界。沿河底之线至迳口大道，又立一木桩于该河与大道接壤处，此道全归英国，任两国人民往来……”
此后，英国在沙头角边界竖了20块界碑，其中有8块在沙头角镇，均匀树立在桐芜墟侧面的一条小沙石河中央。后来，这条小沙石河因改道而干涸，有人在旧河道两侧填土建房做生意，在旧河道的中间，便形成了一条街。由于中英分界线就在这条街道的中间，人们于是称之为“中英街”。街长约250米，宽3~4米，由中英双方各占一半。
到了20世纪30年代，沙头角“中英街”开始繁荣。两边的店铺里琳琅满目，品种齐全，中方的商店仍以经营农副产品为主，而港方的商店则更多地经营舶来品，货色时髦，品种繁多，吸引着远近的乡民。
1941年，香港沦陷，中英街被易名为“中兴街”。中英街上第三至第七号界碑被拆除。
日本战败投降后，中英街复名。1948年中英双方代表再次勘界，重新将界碑石立回原处，并在这5块界碑石上刻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重竖”的字样。
▲回归前的中英街抗日战争胜利后，英国以中英双重代表的身份接受日军在香港地区投降，重新占领香港。当时，香港只剩下60余万人。香港通过转口贸易恢复经济，需要大量劳动力，国内内乱也使大量人口涌入香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内地大约有200万人居住在香港。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深港边界是开放的，人们可以自由出入，无需任何证件。香港依靠中国内地及其劳动力，经济得以迅速恢复。1951年，香港的贸易总额已达到93.03亿港元，是1947年的3倍多，其中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占了总额的26.5%，中国内地成了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沙头角，两边的老百姓保持着密切的民间贸易交往。
1950年，英国首先设立宵禁地区。宵禁范围非常之大，宵禁时间从晚上10时开始，到翌日6时结束，长达8个小时，给居民生活造成很大不便。中方在1950年出台出入国境办法，以后也大搞“军事边防”和“政治边防”。从1952年至1979年的27年间，中英街成了严格的边防禁区。
由于禁运的原因，香港的转口贸易萎缩，制造业随之兴起。进入19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逐步进入调整阶段，逐步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香港以其稳定的局势和自由港的政策，成为这些产业转移的最好的场所。
另一方面，拥有大量劳动力的内地正遭遇天灾人祸，深圳与香港边界就成了偷渡的主要途径。1962年5月，是偷渡的高潮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深圳及内地其他地区大约有60万人到了香港。逃港潮起因于深圳与香港经济的巨大反差。20世纪70年代末期，沙头角的居民人均年收入仅100元人民币时，对面的居民人均年收入达7万港元。
改革开放带来了深圳经济特区的繁荣，“一国两制”的政策使沙头角从无人问津的边防禁区发展为经济特“镇”，这与深圳、香港政府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深港关系开始出现合则两利、共存共荣的特征。
1982年4月30日在深圳签署的《深圳—香港关于增辟两地之间通道的协议》，第一条内容就是增开沙头角陆路口岸，建设沙头角沙河公路桥，作为深圳特区与香港间的专用口岸。“深港协议”不仅是深港官方管道的正式建立，也是两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制度化，对发展两地的经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英街开始变得寸土寸金，深港两边店铺林立。
1983年8月，深港双方携手合作，共同投资将破旧的街道修整一新。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平均每天都有两三万人，多时达七八万人到沙头角购物观光。凡是到深圳来的人，无不希望到中英街走一趟。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不去中英街，枉到深圳游。”
此课内容摘编自《深圳中英街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定位》一文。见《城市发展研究》200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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