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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的深圳地区:宝安县的政治形势-东江纵队北撤烟台

作者: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深圳通史(近代卷) 责任编辑:manman 2024-08-23 人已围观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取得胜利。人民渴望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积极促进和谈,国民党却毫无诚意。在开始和谈的前几天,即 8 月 21 日,国民党政府重建广州政权,将广州地区作为全国 15 个受降区的第二受降区,急调大批拥有美式装备的军队进驻广州,以期趁着国共两党力量在广东悬殊之际,快速消灭广东境内的人民武装。深圳地区在抗战期间曾是广东党组织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又是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因此,备受国民党广东当局重视。国民党广东当局在此投入大量兵力,企图将包括惠东宝解放区在内的东江解放区彻底占领。
 
1945 年《双十协定》的签订,没有改变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计划。10 月 20 日,粤、桂两省“绥靖会议”在广州召开,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在蒋介石授意下,策划对广东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会后便在全省投入正规军 8 个军22 个师的兵力,对东江、琼崖、粤中、西江、粤北、南路解放区进行分进合击,反复“扫荡”。至此,广东地区的内战全面爆发。
 
广东地区的党组织进行了积极应对。早在 1945 年 8 月20 日,广东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江南地委,下辖惠阳、东莞、宝安、海丰、陆丰、紫金、五华等地的党组织。9 月中旬,尹林平、曾生召开区党委会议和干部会议,作出反击国民党进攻和坚持斗争的部署,将东江纵队活动地区分为粤北、江南、江北和海陆惠紫五(即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4 个地区,建立 4 个地委和 4 个指挥部,实行党组织和部队统一的分区指挥和领导。其中,江南指挥部活动地区包括广九路东、路西和惠东一带,包括宝安县。东江纵队各部队在国民党军尚未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进行整编,安置老弱病残,吸纳精干人员。路东县委撤销,其原辖各区委改由江南地委直接领导,以减少领导层次。坪山地区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以保障安全。《双十协定》签署后,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略方针,东江纵队做了北撤的准备。10 月,宝四区委决定把观澜乡政治工作人员和已暴露的人员组成武工队。龙华地区党组织根据宝四区委的布置,在敌人“扫荡”前做好了组织武装、疏散人员、掩藏物资以及隐藏组织等准备工作。11 月,路西县委采取了撤离人员、掩藏物资、分片活动三项紧急措施。
 
12月12日,国民党大举进犯东江解放区,解散农会,收编伪军、土匪,组织伪联防队,扶植区乡反动政权,实行保甲制度,整个惠东宝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东江纵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采取“分散坚持,保存干部,保存武装”方针,留下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将大量兵力向北、向东分散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并分散大批人员到城市开展地下革命活动。解放区部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这期间,地下交通线仍然畅通无阻。这些隐蔽的通道,为深圳地区革命力量撤退到香港九龙、新界、元朗等地提供了条件。
 
1946 年 1 月 10 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双方同时颁布停战令。国民党广东当局不承认广东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宣称广东只有零星的“土匪”和“剿匪”行动,而不存在执行停战令的问题。他们多方阻挠前来参加谈判的东江纵队代表,对人民武装连续不断地采取军事打击行动。
 
为了促使国民党广东当局履行停战协定,承认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党委指示要求各地人民武装坚持自卫斗争之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对国民党当局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1946 年 2 月 17 日,香港基督教会督何明华致电张发奎说:“我以耶苏(稣)基督的名义,请求你训令你部下的将领们,立即停止进攻东江区的爱国的中共军队。”3 月 22 日,中国民主同盟港九支部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时致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爱国华侨纷纷集会,发出通电,呼吁和平,要求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东江纵队。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爱国民主人士蔡廷锴也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内战。与此同时,中共在重庆也开展了一系列争取活动。3 月 11 日,广东区党委书记、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根据指示,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广东当局发动内战、阻挠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开展工作的卑劣行径。3 月 18 日,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让尹林平介绍广东内战情况,“号召全国人民、盟帮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起来拥护并监督政协全部协议的实现”。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和海外华侨在得知事实真相后,对广东人民武装都表示同情和支持,纷纷给国民党当局、各报馆写信,谴责国民党军队的暴行,呼吁国民党当局履行协定,停止进攻东江纵队,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和冲突。
 
1946 年 3 月 31 日,由美国代表柯夷、国民党代表皮宗阚、中共代表廖承志组成的“三人会议代表团”及尹林平等人由重庆到达广州。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等以中共华南武装人员代表身份到广州参加谈判,双方就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国民党承认华南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双方同意东江纵队北撤 2400 人,不撤退的复员,发给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东江纵队撤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运输船只由美国提供。
 
1946 年 4 月 4 日,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尹林平以中共华南武装代表身份到广州参加会谈。国共两党代表经过近 50 天激烈斗争,于 5 月 21 日达成了中共武装人员北撤山东烟台的最后协议——“东江停战和华南中共武装北撤问题联合会议决议”。
 
国民党虽已被迫达成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但仍图谋乘东江纵队集中北撤之际将其消灭。国民党广东当局在北撤部队各集结点和行军路线上加强兵力部署,制造事端,消耗东江纵队的势力。粤北部队短枪队队长刘黑仔等人遇袭牺牲。部队集结遭遇重重困难。
 
1946 年 5 月 25 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员监督执行东江纵队北撤工作,中共香港组织积极部署落实北撤事宜。6 月 13 日,军调处第八执行小组一行人(包括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美方代表米勒)经过香港到达葵涌。6 月 24 日,东江纵队江南、江北和粤北、东进部队集结于大鹏半岛。中共武装按计划集结之后遭遇飓风,美国三艘登陆艇不能准时到达葵涌。国民党当局又趁机策划将集结在沙鱼涌的中共武装“一网打尽”,幸好被在国民党第四战区工作的共产党员杨应彬、左洪涛等识破其阴谋。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共中央及时得知消息后,利用电台、报纸等舆论工具向社会各界公开揭露国民党的卑鄙行径,并向军调处第八执行小组提出抗议。集结部队迅速作出应战准备,再次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

1946 年 6 月 29 日,在大鹏湾沙鱼涌海滩举行欢送北撤部队的大会。人民群众自发前来挥泪送别人民军队。30 日,东江纵队(包括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南路、粤中、桂东南等部队的部分骨干)2583 人,在沙鱼涌分乘美军 3 艘登陆艇,踏上了向山东烟台北撤的行程。7 月 5 日,北撤部队抵达山东烟台,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受到山东解放区广大军民的热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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