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行前自信满满、认为香港问题总不会大过马岛的撒切尔夫人显然没料到眼前的这个小个子男人会如此强硬，于是她又抛出了一个自以为逻辑上很自洽的立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借助繁荣的香港，而历史已经证明在英国人管治下，香港实现了持续的繁荣，因此中国应该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
 
这是撒切尔夫人打出的第二张大牌，“主权换治权牌”。
 
邓小平毫不含糊，当即不卑不亢地回应道：“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十五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十五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些都需要时间。为什么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呢？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各方面进行磋商。”
 
再次碰了软钉子的撒切尔夫人提出，香港只有在英国的管理之下，才能维持现在的繁荣。如果中国执意收回，那么对于香港来说，将会面临一场灾难。
 
这是撒切尔夫人的最后一张大牌，“动乱牌”。
 
面对这个赤裸裸的威胁，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血与火考验的邓小平的回应只是淡淡一笑，“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所谓“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在政治语言上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对方：如果英国政府一意孤行，那么收回的方式就不一定和平，时间就不是1997年而是在此之前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了。
 
1982年9月24日的这一场中英领导人会谈中一人锋芒毕露，一人绵里寓针。中国共产党人对外交涉坚守底线、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表达艺术，被邓小平运用得炉火纯青。兴冲冲来到北京、深信自己挟马岛大胜之威一定能解决香港问题的“铁娘子”，没想到自己一头撞上的是在铁马冰河里淬火成钢的“钢铁公司”。
 
经此一晤，撒切尔夫人与中国争夺香港主权、治权的自信逐渐瓦解，邓小平划定的底线，“主权问题容不得讨论”的原则也成了此后中英双方谈判的基石。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唐宁街岁月》里感叹道：“我们是在同一个不肯让步，而实力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
 
1984年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经过22轮谈判后，中英双方终于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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