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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的深圳地区：宝安县的治理-宝安县治迁移之议
作者：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深圳通史（近代卷） 责任编辑：manman 2024-07-11 人已围观
自明万历元年（1573）设新安县以来，南头便一直是新安县（宝安县）县治所在，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南头偏居一隅，交通不便，因此在民国元年（1912）便有县议会议员梁翊侯提议将县城迁往县城以西十里的西乡。1911 年，广九铁路开通后，在宝安县毗邻香港新界的深圳墟设站，深圳火车站成为连接内地与香港的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物资与客流聚集于此。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深圳墟商铺鳞次栉比，达数百家之多，除日用百货、酒家旅馆之外，还有戏院、书店、相馆、赌场、金铺，甚至汽车厂、电厂电灯房等，比县城所在的南头还要繁华，兴盛一时的深圳墟甚至吸引了不少香港人前来“投深圳墟”（赶集）。除商业机构外，深圳墟还聚集了国民党第三区党部、九龙海关税站等大批党政机构，在事实上成了全县的经济、文化中心。为此，20 年代初以来便一直有将宝安县城迁到深圳的议论。
1928 年 7 月，广东省政府委任郑启聪为宝安县长。深圳虽然“素称商业繁盛，人烟稠密，且为省港交通之咽喉，诚运输之重地”，为宝安县经济最为繁盛之地，但墟内建设缺乏规划，秩序混乱，卫生条件堪忧。为改造深圳墟，11月，宝安县政府决定在深圳墟开办市政，设立市政办事处，组织拟定《深圳市政组织条例》，县长郑启聪委任李伟雄为市政办事处主任，负责墟内市政建设事宜。李伟雄上任后，“即将全市情形体悉，陆续规划”，市政建设焕然一新。1928年 12 月，广东省政府筹建由广州到香港的长途电话，其主要线路即经过宝安县，从深圳墟接入香港，深圳的位置更加优越。在县政府的重视下，同月，深圳市政办事处公布《深圳市政改善第一期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修建贯通东西南北四门的十字马路，新修市场、公厕，加装电灯，开通自来水等，而在其中，卫生清洁工作尤为迫切。为此，深圳市政于 12 月 25 日联合市政各机关、国民党驻防军队等召开清洁运输大会，发动公务人员、官兵、群众大扫除。
郑启聪在任县长期间，县内各界舆论对于将宝安县城迁往深圳墟的议论已然热烈，因此对深圳墟市政建设颇为重视。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深圳墟的市政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此外，这一时期，宝安县政府还积极谋划全县建设各项事业，如筹办深圳至南头电话等，而其中尤以修建由县城南头到深圳的宝深公路及南头到东莞太平墟的宝太公路最为重要。但受限于资金等问题，两条线路的修建进展极为缓慢。
1929 年 3 月，郑启聪卸任宝安县县长，省政府委任谭达伦接任。6 月 22 日，宝安县县事委员会召开会议，来自七区的县事委员会委员萧砚农临时提议“宝安县公署，向在南头城，偏处一隅，各属治安极难兼顾，拟请县长将县署迁往深圳，以备居中策应全属治安”。县事委员会通过提案后，即转呈县长谭达伦。根据县事委员会提案，谭达伦以宝安县政府名义正式向省政府民政厅发文，正式呈请将县署迁往深圳。7 月，民政厅派遣视察员黄炳蔚会同省政府丘顾问（名字未详）等前来宝安调查走访，体察民意，并在南头、深圳、香港等地组织召开各团体会议，研究宝安县政府迁移一案是否合适。7 月 27 日，黄炳蔚将走访及会议讨论情况上报省政府，报告内容如下：
呈省政府据视察员黄炳蔚呈复遵令会同省府丘顾问联赴宝安县查明该县县署是否有迁移深圳之必要并访求各团体公意据实呈核转请察核由（十八年七月廿七日）
呈为呈覆事，案奉
钧府民字第二九五三号训令，关于宝安县长谭达伦呈请将县署迁往深圳一案……
……
钧府察核办理。谨呈
广东省政府。
奉令前因，理合将遵令会同省政府丘顾问，联赴宝安县查明该县县署是否必要迁移深圳，并访求各团体公意之详情，据实备文，呈复察核等情前来，理合备文呈复。
钧府察核办理。谨呈
广东省政府。
在报告中，黄炳蔚详细描述了宝安县下辖七区的地域及发展特点。县城所在的一区地势平坦，人口适中，文物鼎盛，治安较好，但县城附近大多种植果树，田地荒芜，城内贫苦居民超过一半，商业寥寥，商店才 30 间，学校才 2 所。至于党政机关，只有县公署、县党部、县事委员会、法院、沙田分局、区事委员会等，连邮电局都未设置。县城也没有旅店，空屋到处都是，学宫等地都被乞丐占据，一片衰败景象。二区（今西乡、固戍一带）毗邻一区，特产是海鲜。四区（今新桥、沙井一带）在二区的北面，主要产蚝谷。五区（今松岗、光明一带）在四区之北，专产米粮。四、五两区是全县人口最多、纳税最多、学风最盛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土匪最多之地，民风较蛮。六区（今石岩、龙华、平湖等地）与二、三、四、五等区都有毗邻，山岭较多，人口稀疏，出洋谋生者较多，特产是梨。七区（今大鹏一带）在全县最东部，人口虽然最少，但学校却最多，七区多海盗土匪，特产海鲜和柴炭。三区（今罗湖、布吉、盐田一带）是全县中枢，广九铁路直穿而过，与大鹏、南头、东莞等地皆有公路规划，交通便利，人民最富。深圳墟有 3000 多居民，230 间商店，数所学校、私塾，此外还设置了党部、军警、邮电、关税、防务、烟酒、禁烟等机关，是全县交通商业最发达的地方。
根据黄炳蔚所作报告，7 月 4—6 日，调查组分别在县城南头、深圳墟与香港宝安商会组织召开三场团体会议。其中参加南头会议者代表性最广，除南头乡绅耆老外，各区（三区除外）均有代表与会。南头会议中，四、五、六等区主张在解决建设搬迁费用及完成宝深、宝太公路的前提下将县城迁至深圳。至于一区，则除梁鼎铭代表外，大多反对迁城。5 日召开的深圳墟会议，由于代表全部来自三区各界，所以对迁城一事比较赞成，其中尤以深圳商会最为积极，甚至表示深圳商民可为迁城先垫付三千元。6 日在香港召开的深圳宝安商会会议，则对迁城一事意见纷纭。
根据三次会议的召开情况，全县对是否迁城一事争议较大。主张迁城深圳的，主要理由有三：一是交通便利，方便控制全县；二是靠近香港，对外交涉方便；三是商业繁荣，有利于全县经济发展。反对县城搬迁的，则主要基于四点考虑：一是南头城历史悠久，为广州重要门户，不可轻言废弃；二是便于控制历来抗税的四、五区等区并保证一、二区治安；三是搬迁建设费用筹措压力较大；四是深圳无险可守，易受战乱影响。三次会议结束后，就在黄炳蔚准备将调研报告上呈省政府时，驻港宝安商会会长周寿臣来文表示，侨居香港的数十位宝安商人一致反对县城搬迁一事，请求宝安县政府体恤民意，迅速停止此事，以安民心。
在向省政府上报完宝安各界意见后，黄炳蔚也根据一路走访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南头衰弱的原因，黄炳蔚认为是因香港发展所致。在黄炳蔚看来，要想发展南头，就必须先修路通车，解决行旅交通问题。与其违背时宜强行发展为政治中心，不如因势利导，专门在此处发展农业，解决失业问题。有反对者以四、五两区土匪较多，县城在南头方便弹压为理由，但七区的大鹏海盗土匪同样横行，主张迁移深圳者也可以此为理由。相反，如果将县城移往深圳，则对国家、广东省和宝安县都有利好。深圳南接九龙，北连惠州，水陆交通便利，如果移县城于此，专心发展，则此前为避战乱逃难香港的民众都会返回。如果再适当地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一些香港的实业也能转移到深圳。此外，得益于深圳站的设置，县政府与省城、香港之间的文书往来及宝安县与临近地区的贸易都会有巨大的便利。从以上几方面来看，将县城迁至深圳对宝安县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对于如何筹措迁城费用及迁城与开辟道路的先后次序等问题，黄炳蔚却并未给出解决办法，只是提到要“统筹兼顾”。
随着黄炳蔚一行到南头、深圳墟等地调研，全县各界对县城迁移一事的讨论开始变得热烈。但对于此事，全县舆论普遍偏向反对。就在黄炳蔚一行结束考察之际，驻港宝安商会即向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民政厅厅长许崇清等发电文，称“宝安县谭县长拟将县署迁移深圳，阖邑惶恐，请速行制止，以靖人心，而安邑民”。由于分歧严重，省民政厅表示“唯兹事体大，已转呈省政府核办”。
就在省、县都对宝安县署迁移一案举棋不定时，7 月底，省民政厅将谭达伦调离宝安，另以胡钰接任县长。8 月初，正当新旧县长交替时期，宝安县民众组织召开各区公民大会，一致主张“县署仍旧，不必迁移，以保存三百余年历史所在地，为控制东南西北各路土匪、保卫地方计，亦应仍旧”。8月8日，宝安县公推郑维常、吴辑南、黄子华等三十多人为代表，赴广州省政府请愿，要求保留南头县城，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派梅秘书接见，并向各代表表示“（宝安）县迁署问题，是一件重要事项，政府未便轻信一面之词，现尚在考虑中”。
由于全县特别是南头所在的一区反对意见较大，再加上迁移费用无法解决，宝安县政府对县城迁移深圳一事未能持续推进。1929 年 11 月，县长胡钰发布《宝安县县政计划书》，仍然坚持县城迁移深圳确实有诸多益处，“是以谭前任有迁县治于深圳之建议，非无见也”，但同时提出“唯兹事体大，费用浩繁，必须征全县之民意，权目前之需要，值兹县政未臻郅治，人民尚非富庶，公路集资，已形竭绌，民力有限，负荷难堪”，因此县治仍设在南头。此后，关于宝安县治迁移深圳一事暂告段落，提议迁城的舆论也逐渐减少。
宝安县治由南头迁移深圳之事虽然未能实现，但由此引发的议论却非常热烈。迁治议案的提出，也反映了当时宝安县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存在巨大的差异，以深圳墟为中心的三区由于交通的便利，其发展已远超县城所在的南头。深圳虽未能成为县治所在地，但其市政建设、经济发展等在此后却一直优于南头，如深圳墟的卫生条件就远远强于县城。1931年 4 月，深圳墟举行清洁运动，全墟警察、宪兵、商会及各界群众上千人分七队参加，之后还制定了《深圳墟洁净规则》十三条。 同年，深圳墟设镇，深圳墟的繁荣也为 1953年宝安县政府最终迁至该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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