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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港两岸，华人星火
作者：杨黎光 来源：奔腾的深圳河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4-10-14 人已围观
查阅香港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可以发现，19世纪50年代香港人口经历了一次激增过程，即由1853年的近4万人，猛增至1861年的11万余人。这主要是受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1848年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先后发现金矿，中国内地劳工经由香港前往新、旧金山（继美国旧金山后发现金矿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市，被华人称为“新金山”）的人数每年均达数万，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因各种原因滞留在香港；二是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来港避难的人急剧增多。
1860年代初，人口超过10万的香港，已略具近代城市的雏形。
1870年代，香港开始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开发刚刚从清政府手中强占来的南九龙半岛西部。西九龙的道路不少以中国省份或者城市的名称命名，如广东道、南昌街、东莞街等，反映了当时民间力量已逐渐进入港九地区参与城市开发，也昭示了内地不同省份的华人资本、势力开始显山露水。
自开埠至19世纪下半叶，香港形成了以维多利亚港为中心，南岸商业、北岸军事的城市格局。不过，对广大华人来说，这时候的香港并不“香”，只是“欧洲人享受、华人受苦”的地方。
这半个多世纪里，华人占据着香港人口的绝大多数，但一应政治、经济权力全部被英国人掌握。政治方面，港英当局高官和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长时间只准英国人出任。经济方面，英商垄断了香港的经济命脉，大型英资银行、其他洋行的高层，不少还被任命为行政、立法两局议员，成为香港事实上的“官商”。1850年，英商大卫·渣甸和约瑟·艾德格被任命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896年，怡和洋行总经理艾温和大地产商遮打出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香港，成为港英当局官僚和英商财团的掌中之物。社会生活方面，英国人在香港推行带有种族隔离色彩的政策。比如，在港岛上实施“分区而居”的政策，大致上港岛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区域属欧人区，东西两端为华人区。时至今日，港岛半山仍被港人视为所谓的“高尚区域”。司法方面同样“华洋有别”，多以清朝法律处理华人案件，洋人案件则以英国法律为准。
为压服华人，香港自1843年开始实行宵禁，后又六次颁布相关条例。宵禁时间或有伸缩，具体细节略有不同，但在针对华人且严厉执行这一点上则始终如一。华人在宵禁时段如需外出，必须携带油灯或灯笼以资识别，同时须持有俗称“灯纸”或“夜纸”的通行证，以供警察随时截查。犯禁者会受罚款、拘禁、鞭笞等刑罚，警察更可随意击杀逃避截查之华人。
这种带有严重种族歧视色彩的“夜行制度”，一直延续至1897年6月才正式废止，持续了55年。
《香港史》记载，19世纪70年代中叶，英国摄影师詹姆斯·汤姆森对欧洲人在香港奢华的生活方式“感到震惊”。另有一位崇尚平权的柏德小姐则向媒体控诉说：“在香港，你不时能看到欧洲人用手杖或伞柄殴打苦力。”
1870年代的“苦力”，只会是华人。
香港的华人华商胼手胝足40年后，于1880年代逐渐崛起壮大，成为香港经济社会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1881年，时任港督轩尼诗对立法局议员说：香港税收“华人所输，十居其九”。在这样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日渐倚重华商、华人精英，以助管治。冼德芬、何东、陈赓虞、吴理卿、关心焉、刘铸伯、何福等知名华商领袖，以东华医院这个华人民间的权力中心为平台，与港英政府交相往还，一方面帮助港英政府有效管治华人社会，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华人群体的社会地位，改善了贫苦华人的境况。
轩尼诗任内，废除了一些歧视华人的制度，允许华人在港岛中环购置土地及经营业务、削减针对华人的刑罚等。1878年，保良局在轩尼诗和华商团体的支持下成立。保良局初期旨在遏止拐卖妇孺恶行，并为受害者提供庇护及教养等，属于典型的为华人社会底层群体“兜底”的良心机构。
1860年代初，人口超过10万的香港，已略具近代城市的雏形。
1870年代，香港开始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开发刚刚从清政府手中强占来的南九龙半岛西部。西九龙的道路不少以中国省份或者城市的名称命名，如广东道、南昌街、东莞街等，反映了当时民间力量已逐渐进入港九地区参与城市开发，也昭示了内地不同省份的华人资本、势力开始显山露水。
自开埠至19世纪下半叶，香港形成了以维多利亚港为中心，南岸商业、北岸军事的城市格局。不过，对广大华人来说，这时候的香港并不“香”，只是“欧洲人享受、华人受苦”的地方。
这半个多世纪里，华人占据着香港人口的绝大多数，但一应政治、经济权力全部被英国人掌握。政治方面，港英当局高官和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长时间只准英国人出任。经济方面，英商垄断了香港的经济命脉，大型英资银行、其他洋行的高层，不少还被任命为行政、立法两局议员，成为香港事实上的“官商”。1850年，英商大卫·渣甸和约瑟·艾德格被任命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896年，怡和洋行总经理艾温和大地产商遮打出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香港，成为港英当局官僚和英商财团的掌中之物。社会生活方面，英国人在香港推行带有种族隔离色彩的政策。比如，在港岛上实施“分区而居”的政策，大致上港岛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区域属欧人区，东西两端为华人区。时至今日，港岛半山仍被港人视为所谓的“高尚区域”。司法方面同样“华洋有别”，多以清朝法律处理华人案件，洋人案件则以英国法律为准。
为压服华人，香港自1843年开始实行宵禁，后又六次颁布相关条例。宵禁时间或有伸缩，具体细节略有不同，但在针对华人且严厉执行这一点上则始终如一。华人在宵禁时段如需外出，必须携带油灯或灯笼以资识别，同时须持有俗称“灯纸”或“夜纸”的通行证，以供警察随时截查。犯禁者会受罚款、拘禁、鞭笞等刑罚，警察更可随意击杀逃避截查之华人。
这种带有严重种族歧视色彩的“夜行制度”，一直延续至1897年6月才正式废止，持续了55年。
《香港史》记载，19世纪70年代中叶，英国摄影师詹姆斯·汤姆森对欧洲人在香港奢华的生活方式“感到震惊”。另有一位崇尚平权的柏德小姐则向媒体控诉说：“在香港，你不时能看到欧洲人用手杖或伞柄殴打苦力。”
1870年代的“苦力”，只会是华人。
香港的华人华商胼手胝足40年后，于1880年代逐渐崛起壮大，成为香港经济社会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1881年，时任港督轩尼诗对立法局议员说：香港税收“华人所输，十居其九”。在这样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日渐倚重华商、华人精英，以助管治。冼德芬、何东、陈赓虞、吴理卿、关心焉、刘铸伯、何福等知名华商领袖，以东华医院这个华人民间的权力中心为平台，与港英政府交相往还，一方面帮助港英政府有效管治华人社会，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华人群体的社会地位，改善了贫苦华人的境况。
轩尼诗任内，废除了一些歧视华人的制度，允许华人在港岛中环购置土地及经营业务、削减针对华人的刑罚等。1878年，保良局在轩尼诗和华商团体的支持下成立。保良局初期旨在遏止拐卖妇孺恶行，并为受害者提供庇护及教养等，属于典型的为华人社会底层群体“兜底”的良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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