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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围剿”
作者：张新奇 来源：《奇迹之城：深圳备忘书》 责任编辑：chen 2024-10-22 人已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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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身为湖北省副省长的厉有为率湖北代表团去罗马尼亚考察。一个星期后回到北京，中组部领导找他谈话，让他不要回武汉了，立刻到深圳任职。
厉有为回忆，“我当时就愣住了，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对深圳谈不上什么了解，只在1984年去过深圳一次，参加东风汽车展销会。我记得当时深圳四处是工地，有些荔枝林，没什么高楼大厦。给我印象并不是很好，因为政策放开了，物价很贵……当时深圳建设效率很高，住的楼是一个村开发的招待所，楼上还在建，楼下就已经接待客人了。”。
之后，厉有为历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一连干了8年。
1997年，一位与这座城市命运息息相关的老人去世。之后，市委书记厉有为经历了一场“大围剿”。两件事看似无关，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来说，这两件事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个时代已经终结，又一个时代开始了。
2
1996年，厉有为到北京，参加中央党校第23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为期3个月。3个月，厉有为哪里都没去，从阅览室到寝室，再从寝室到阅览室，收集了大量资料，重点阅读《资本论》等马列经典，做了不少读书卡片。他计划写4篇文章，其中着力最多的是《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党校几名著名教授对文章观点十分认同，提出修改意见。临近毕业，文章已六易其稿。班主任指定这篇文章为毕业论文。
毕业时，学校要选几个学员在结业仪式上进行论文交流。班主任把厉有为选上了，交流范围也就是同在党校学习的两个班，几十人而已。
交流后，反响强烈。老师和同学都要看这篇文章。厉有为请示班主任，班主任说可以给。行事谨慎的他还特意在送出去的文章上加上一句话：“此文章请研究提出意见，不供发表。”
1997年上半年，北京开始掀起批判厉有为毕业论文的高潮，说“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绝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说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
紧接着，中国《资本论》研究学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上海社科院的几个退休领导联名写信，向中央告状。之后又有五六篇文章，都是指名道姓地批判，加了20多个罪名。
《历史唯物主义通讯》上，有篇《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署名“首都理论界人士”，说厉有为“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否定历史辩证法，要毁掉我国全民所有制，搞私有化”。
但全国各地的学术界、社科界、理论界、新闻界也有很多人声援厉有为，支持文章的观点。
3
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批国有企业亏损，越来越多的工人被迫下岗，之后的兼并破产，使许多国有资产转到少数人手中。在深圳，外来劳务人员为改革开放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享受不到理应享受的民生保障。这就为每一个改革者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合理的社会财富占有与分配？
厉有为认为，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和谐等最本质的指标。
为了适应已经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除了公有制、私有制之外，还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少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是资本主义，然后生产资料占有进行演化，发展为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由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
怎么实现呢？主要实行中小国有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办法。
深圳在1993年就发了文件，制定了中小国有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办法。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中流砥柱。中兴通讯起初是国有企业，在1993年改制后，职工持股比例达49％。
深圳的“万丰模式”也是多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形式。当时深圳19个镇都是股份合作制，村民都是股民。
那些上市公司则通过公众持股实行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规律：生产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了，必须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与之相适应，股份制应运而生。
厉有为谈到社会发展的四种动力：一是劳动者持股、当家作主带来的企业内部动力，二是市场经济、竞争压力带来的外部动力，三是维护公平竞争及法律带来的强制力，四是道德教育带来的自制力。
这显然是一篇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心得。全民所有制的本意不就是大多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吗？
4
1997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办公室外屋客厅接见厉有为。
厉有为回忆说：“他就到里屋把我的文章复印件拿出来翻，我看好多页他都做了批注。然后他就开始和我讨论这篇文章，他问，我答，谈了40多分钟，总书记对所有制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最后临走时，江泽民同志对我说：‘你回去安心做你的书记。’当时我觉得非常温暖。”
当时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在一次会上提到厉有为的文章，表示在党校内要发扬理论的探讨精神，不要乱扣帽子。据说中央党校还为这件事发了个文件，要求不能对学员研究的问题乱扣帽子进行批判。
所有制的讨论，也自此无人公开提及。
厉有为随后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从深圳市委书记职位退休。
1990年11月，身为湖北省副省长的厉有为率湖北代表团去罗马尼亚考察。一个星期后回到北京，中组部领导找他谈话，让他不要回武汉了，立刻到深圳任职。
厉有为回忆，“我当时就愣住了，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对深圳谈不上什么了解，只在1984年去过深圳一次，参加东风汽车展销会。我记得当时深圳四处是工地，有些荔枝林，没什么高楼大厦。给我印象并不是很好，因为政策放开了，物价很贵……当时深圳建设效率很高，住的楼是一个村开发的招待所，楼上还在建，楼下就已经接待客人了。”。
之后，厉有为历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一连干了8年。
1997年，一位与这座城市命运息息相关的老人去世。之后，市委书记厉有为经历了一场“大围剿”。两件事看似无关，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来说，这两件事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个时代已经终结，又一个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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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厉有为到北京，参加中央党校第23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为期3个月。3个月，厉有为哪里都没去，从阅览室到寝室，再从寝室到阅览室，收集了大量资料，重点阅读《资本论》等马列经典，做了不少读书卡片。他计划写4篇文章，其中着力最多的是《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党校几名著名教授对文章观点十分认同，提出修改意见。临近毕业，文章已六易其稿。班主任指定这篇文章为毕业论文。
毕业时，学校要选几个学员在结业仪式上进行论文交流。班主任把厉有为选上了，交流范围也就是同在党校学习的两个班，几十人而已。
交流后，反响强烈。老师和同学都要看这篇文章。厉有为请示班主任，班主任说可以给。行事谨慎的他还特意在送出去的文章上加上一句话：“此文章请研究提出意见，不供发表。”
1997年上半年，北京开始掀起批判厉有为毕业论文的高潮，说“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绝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说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
紧接着，中国《资本论》研究学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上海社科院的几个退休领导联名写信，向中央告状。之后又有五六篇文章，都是指名道姓地批判，加了20多个罪名。
《历史唯物主义通讯》上，有篇《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署名“首都理论界人士”，说厉有为“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否定历史辩证法，要毁掉我国全民所有制，搞私有化”。
但全国各地的学术界、社科界、理论界、新闻界也有很多人声援厉有为，支持文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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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批国有企业亏损，越来越多的工人被迫下岗，之后的兼并破产，使许多国有资产转到少数人手中。在深圳，外来劳务人员为改革开放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享受不到理应享受的民生保障。这就为每一个改革者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合理的社会财富占有与分配？
厉有为认为，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和谐等最本质的指标。
为了适应已经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除了公有制、私有制之外，还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少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是资本主义，然后生产资料占有进行演化，发展为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由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
怎么实现呢？主要实行中小国有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办法。
深圳在1993年就发了文件，制定了中小国有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办法。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中流砥柱。中兴通讯起初是国有企业，在1993年改制后，职工持股比例达49％。
深圳的“万丰模式”也是多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形式。当时深圳19个镇都是股份合作制，村民都是股民。
那些上市公司则通过公众持股实行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规律：生产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了，必须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与之相适应，股份制应运而生。
厉有为谈到社会发展的四种动力：一是劳动者持股、当家作主带来的企业内部动力，二是市场经济、竞争压力带来的外部动力，三是维护公平竞争及法律带来的强制力，四是道德教育带来的自制力。
这显然是一篇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心得。全民所有制的本意不就是大多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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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办公室外屋客厅接见厉有为。
厉有为回忆说：“他就到里屋把我的文章复印件拿出来翻，我看好多页他都做了批注。然后他就开始和我讨论这篇文章，他问，我答，谈了40多分钟，总书记对所有制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最后临走时，江泽民同志对我说：‘你回去安心做你的书记。’当时我觉得非常温暖。”
当时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在一次会上提到厉有为的文章，表示在党校内要发扬理论的探讨精神，不要乱扣帽子。据说中央党校还为这件事发了个文件，要求不能对学员研究的问题乱扣帽子进行批判。
所有制的讨论，也自此无人公开提及。
厉有为随后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从深圳市委书记职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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