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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生：深圳是一本大书
作者：深圳市书都出版有限公司 来源：《书都·走读深圳》2023年6月刊 总第42期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6-05-18 人已围观
他选取扬州在人气渐旺、商气渐聚、文气日浓过程中的几幕，与深圳世相映照一番。文章写道：“扬州的二十四桥，深圳的人造石林，被一种足以消解时空界限的力量牵引着，越来越近。什么力量？是一股文化的脉气。”“深圳自1980年始建经济特区，实为时代的选择。这一选择的深长用意，也许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才能看得清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尽量深入地体察其用意，不妨碍我们要求自己尽量把眼光放得长远点。至少，眼下就可以多少清楚一点的是，不宜把这一选择只看作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机会，不能因为名称是‘经济特区’，就单从经济上去看待它、理解它、谋划它；要看到经济与文化的不可分割，看到今日的深圳经济中就有丰富的文化内容；看到深圳对国家更重要的贡献必将是文化意义上的贡献，看到它过去15年里所侧重的经济发展是为今后的文化创造打下的一个基础，看到鸿蒙找寻借手的机会正在临近，建立起相应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
文章发表后，费老看了，说“这个题目有点意思”，“可以找时间好好聊聊”。可惜费老事务倥偬，行行重行行，席不暇暖，“好好聊聊”成了遗愿。
写一本书，与深圳相关
时间一下子迈入21世纪。2008年，张冠生再次来到深圳。这次，他跟深圳一起发布一本书，一起讲书中的故事。这本书叫《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
说到源起，避不开两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费孝通曾嘱咐张冠生，赶快请一些老先生留下一些话，“不是场面上的话，是灵魂里的话”。这些老先生包括冯亦代、季羡林，还有沈昌文等人。
已当了十多年助手，跟随费老走南闯北，张冠生深知费老田野调查的每一个现场，往往就是口述历史的现场。费老逝世后，张冠生尤为怀念那段时光。这是他作“平民口述历史”的动因。
第二个要素，张冠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沈昌文相识，交往较多。2004年起，他们约定作沈先生的口述自传。前后四年中，每到周末，张冠生在办公室备下两罐啤酒，沈先生坐沙发，说往事。由张冠生录音、整理，合作出了沈昌文口述自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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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的近二十则“旁白”，“记录了沈公在口述时伴生的一些现象，包括他的神态、语气等，这些也属于口述的一部分，我不能把它们‘贪污’掉。实际上，‘旁白’也是正文，虽然它们在沈公的录音之外，但它们在沈公的口述现场之内。”
费老说过，“教授的本领在‘旁白’”。张冠生将“旁白”引入口述现场。
这本口述，本着“谈的时候无所顾忌，出版的时候有所顾忌”的原则，以客观记述，把一些历史细节真实地记录下来。
书出版之前，张冠生把完整的书稿发给了深圳姜威，姜威打印出若干本，分送同好。胡洪侠得到一本，张冠生得两本，其中一本送沈公留存。沈公去世前，又问张冠生：“《知道》打印本还有没有？以前那一本找不着了。”张冠生遂将仅存的一本奉上。在他看来，没有沈公，就没有这本书。
2008年，《知道》在深圳“物质生活”书吧举行新书发布会，来者众多，张冠生陪着沈公在现场与读者诚恳交流。那一年，《知道》登上了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榜。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张冠生的一种归来。他回来参与了深圳如火如荼的阅读分享，重新融入深圳的文化生活之中。
▲费孝通先生对张冠生说：“不要局限于我讲的这些，可以自己动脑筋，有所发挥。”
▲2008年，张冠生与沈昌文先生在《知道》新书发布会上
带一本书回深圳
2023年春末，张冠生来深圳，带回一部沉甸甸的书稿——《费孝通传》（修订版）。他说，当年出版传记后，费老曾有嘱咐，合适的时候，补上“我的政治这一块”。
这部书稿动笔时，张冠生想的是修改、补充，实际上，接近重写。动笔之前，他重读费老文集，手工检索了十六卷《费孝通文集》数百万文字中的所有问号。他说：“《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中也记录下一千多个问号。”“把这些问号放在一起看，可知这位老人一生的浩茫心事。”
书中的问号，其实远远少于作者心中的问题。张冠生试图借助这些问号和问题，和读者一起，深入理解这位国际著名的人类学者。
书中有个话题，费老在山东调研时，看到农家车库停着凌志轿车，家中四壁却不见一本书。他说，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富了以后怎么办？”“富而后教的问题，属于文化和心理秩序问题。”他在张冠生所记录的几次深圳长篇访谈中说起这个话题，希望能在深圳观察、记录、研究，甚至找到答案。为此，他表示乐意参加深圳读者的读书会活动。
张冠生说，“上一代学人对后生晚辈的爱护帮助和理解，我是从费老、沈老二位前辈那里深切感受到的。但现在我要作进一步拓展，即拓展到我和我的同辈，我和我的朋友。文化前辈与深圳的联系，对深圳的期待，已经由后来的读书月和‘十大好书’评选、发布活动作了响应。文脉传承，责无旁贷。我们比前辈差得远，但不妨努力接过来一点薪火。胡洪侠是费先生、沈先生认可的晚辈，费先生是他的作者，沈先生是他的朋友，相信他接得过来，还有很多朋友，如辜晓进，如王绍培，如邓康延，还有很多很多人。费老对深圳读书会之类文化建构颇有热情，愿参与其中，多次来了解和理解深圳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时关注文化需求，把这样的题目收进他所研究的宏观大题目中去。从这个层面讲，深圳在费老面前也是一部大书。”
在费老的学术研究视野中，关于深圳，曾有大段的讨论。1998年12月21日，在深圳迎宾馆桃园，费老说起1999年的打算：“我要沿着京九线一直走到深圳。如果京九线沿线的中等城市可以发展起来，深圳就能发展得更好，因为它有了有实力的腹地。深圳是一个向香港和世界的开口。”
书稿的最后，张冠生是这么结尾的——
“1993年2月16日，费孝通写《〈史记〉的书生私见》一文，留下一句话，两个问号:‘让这台戏演下去吧，留个问号给它的结束不是更恰当么?更好些么?’这台戏，是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活剧，是其中的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费孝通留的问号，是一位人类学者对‘人类究系何物’的永恒追问。”
在费老眼光和视角影响下，张冠生意识到，要关注“历史的长程（许倬云语）”。借由费老的问号，他试图在“长程”中看出费老学术遗产的更丰富的意义。
如果说，当年张冠生离开深圳，这本书稿的传主是促其北上的主因，那么，他离深三十年来的研究、思考和写作，是这部书稿的某种预习、积累和准备。这本修订的书稿，是一份认真的作业。
如果深圳曾经给过张冠生一张考卷，三十年后，这部书稿便是他的答卷。
▲“他乡遇故知，费老在深圳迎宾馆会见一位农民企业家朋友林培育”
文章发表后，费老看了，说“这个题目有点意思”，“可以找时间好好聊聊”。可惜费老事务倥偬，行行重行行，席不暇暖，“好好聊聊”成了遗愿。
写一本书，与深圳相关
时间一下子迈入21世纪。2008年，张冠生再次来到深圳。这次，他跟深圳一起发布一本书，一起讲书中的故事。这本书叫《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
说到源起，避不开两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费孝通曾嘱咐张冠生，赶快请一些老先生留下一些话，“不是场面上的话，是灵魂里的话”。这些老先生包括冯亦代、季羡林，还有沈昌文等人。
已当了十多年助手，跟随费老走南闯北，张冠生深知费老田野调查的每一个现场，往往就是口述历史的现场。费老逝世后，张冠生尤为怀念那段时光。这是他作“平民口述历史”的动因。
第二个要素，张冠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沈昌文相识，交往较多。2004年起，他们约定作沈先生的口述自传。前后四年中，每到周末，张冠生在办公室备下两罐啤酒，沈先生坐沙发，说往事。由张冠生录音、整理，合作出了沈昌文口述自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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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的近二十则“旁白”，“记录了沈公在口述时伴生的一些现象，包括他的神态、语气等，这些也属于口述的一部分，我不能把它们‘贪污’掉。实际上，‘旁白’也是正文，虽然它们在沈公的录音之外，但它们在沈公的口述现场之内。”
费老说过，“教授的本领在‘旁白’”。张冠生将“旁白”引入口述现场。
这本口述，本着“谈的时候无所顾忌，出版的时候有所顾忌”的原则，以客观记述，把一些历史细节真实地记录下来。
书出版之前，张冠生把完整的书稿发给了深圳姜威，姜威打印出若干本，分送同好。胡洪侠得到一本，张冠生得两本，其中一本送沈公留存。沈公去世前，又问张冠生：“《知道》打印本还有没有？以前那一本找不着了。”张冠生遂将仅存的一本奉上。在他看来，没有沈公，就没有这本书。
2008年，《知道》在深圳“物质生活”书吧举行新书发布会，来者众多，张冠生陪着沈公在现场与读者诚恳交流。那一年，《知道》登上了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榜。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张冠生的一种归来。他回来参与了深圳如火如荼的阅读分享，重新融入深圳的文化生活之中。
▲费孝通先生对张冠生说：“不要局限于我讲的这些，可以自己动脑筋，有所发挥。”
▲2008年，张冠生与沈昌文先生在《知道》新书发布会上
带一本书回深圳
2023年春末，张冠生来深圳，带回一部沉甸甸的书稿——《费孝通传》（修订版）。他说，当年出版传记后，费老曾有嘱咐，合适的时候，补上“我的政治这一块”。
这部书稿动笔时，张冠生想的是修改、补充，实际上，接近重写。动笔之前，他重读费老文集，手工检索了十六卷《费孝通文集》数百万文字中的所有问号。他说：“《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中也记录下一千多个问号。”“把这些问号放在一起看，可知这位老人一生的浩茫心事。”
书中的问号，其实远远少于作者心中的问题。张冠生试图借助这些问号和问题，和读者一起，深入理解这位国际著名的人类学者。
书中有个话题，费老在山东调研时，看到农家车库停着凌志轿车，家中四壁却不见一本书。他说，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富了以后怎么办？”“富而后教的问题，属于文化和心理秩序问题。”他在张冠生所记录的几次深圳长篇访谈中说起这个话题，希望能在深圳观察、记录、研究，甚至找到答案。为此，他表示乐意参加深圳读者的读书会活动。
张冠生说，“上一代学人对后生晚辈的爱护帮助和理解，我是从费老、沈老二位前辈那里深切感受到的。但现在我要作进一步拓展，即拓展到我和我的同辈，我和我的朋友。文化前辈与深圳的联系，对深圳的期待，已经由后来的读书月和‘十大好书’评选、发布活动作了响应。文脉传承，责无旁贷。我们比前辈差得远，但不妨努力接过来一点薪火。胡洪侠是费先生、沈先生认可的晚辈，费先生是他的作者，沈先生是他的朋友，相信他接得过来，还有很多朋友，如辜晓进，如王绍培，如邓康延，还有很多很多人。费老对深圳读书会之类文化建构颇有热情，愿参与其中，多次来了解和理解深圳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时关注文化需求，把这样的题目收进他所研究的宏观大题目中去。从这个层面讲，深圳在费老面前也是一部大书。”
在费老的学术研究视野中，关于深圳，曾有大段的讨论。1998年12月21日，在深圳迎宾馆桃园，费老说起1999年的打算：“我要沿着京九线一直走到深圳。如果京九线沿线的中等城市可以发展起来，深圳就能发展得更好，因为它有了有实力的腹地。深圳是一个向香港和世界的开口。”
书稿的最后，张冠生是这么结尾的——
“1993年2月16日，费孝通写《〈史记〉的书生私见》一文，留下一句话，两个问号:‘让这台戏演下去吧，留个问号给它的结束不是更恰当么?更好些么?’这台戏，是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活剧，是其中的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费孝通留的问号，是一位人类学者对‘人类究系何物’的永恒追问。”
在费老眼光和视角影响下，张冠生意识到，要关注“历史的长程（许倬云语）”。借由费老的问号，他试图在“长程”中看出费老学术遗产的更丰富的意义。
如果说，当年张冠生离开深圳，这本书稿的传主是促其北上的主因，那么，他离深三十年来的研究、思考和写作，是这部书稿的某种预习、积累和准备。这本修订的书稿，是一份认真的作业。
如果深圳曾经给过张冠生一张考卷，三十年后，这部书稿便是他的答卷。
▲“他乡遇故知，费老在深圳迎宾馆会见一位农民企业家朋友林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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