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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与我们
作者：聂震宁 来源：改变，从阅读开始：阅读与时代变革 责任编辑：kysia 2023-03-16 人已围观
人类需要读书，已经成为公理，公理是不需要再去求证的。但是全民阅读是人类读书中的一个比较新的命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也就是20 世纪70 年代，距离今天并不远，而切实的实践也还在开始阶段，有不少问题还需要讨论。今天我谈三个问题：关于全国政协一份全民阅读提案的由来；全民阅读与出版人的责任；全民阅读，出版人要带头。
关于全国政协一份全民阅读提案的由来
很多朋友也许并不知道，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31 位委员提出的《关于开展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是我起草的，为此，我也就被称为第一提案人。很遗憾的是，我们的提案被一些媒体和文化名人误读了。到处都在说我们就是建议要设立“国家读书节”。于是有人以节日太多为由予以否定，又有人认为读书就读书，不需要过节，有的人干脆说不要用节日来闹腾，不读书也可以过得很好。同时，也有更多的人主张要设立读书节。一时之间变成了节日之争。好像政协委员们闲得没事，像小孩一样，闹着要过节似的。我今天之所以要提到这件事，是因为我想就提案内容给诸位做一点说明。
其实，我们的提案是《关于开展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看题目就知道我们不是闹着要过节。具体内容包含着这么几点：第一，从国家到地方，成立各级阅读指导委员会，组织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第二，整合现有的各种系统的读书活动，各种与全民读书相关的机构都要为此做出公益性的贡献；第三，设立国家读书节，把这一天定为一年一度全国书博会的开幕日，全国书市的主题就是全民阅读；第四，把2008 年定为我国读书年，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读书活动，希望经过长期努力，使得阅读蔚成风气。显而易见，我们建议的是开展全国全民读书活动，全国性和全民性是这个建议的关键词。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我们闹着要过节，显得这些政协委员也太没水平了，没事找事。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郑重地向诸位做以上说明。
至于需不需要提倡阅读，我以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早已经是不需要求证的，不管是读竹简、读纸书还是读电子书。古往今来，提倡读书的名言数不胜数，俯拾即是。最有名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是宋朝刘彝说的，这句话比他本人的名字更有名。还有，晚清洋务派大臣曾国藩对他弟弟曾国荃说的那两句话：“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商务印书馆的开创者张元济书写过一句很感人的名言：“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伟人毛泽东说过：“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正是这样实践自己的人生理念的。当代名人余秋雨也说过：“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还有很多很多，这里就不再背诵了。
我们提倡阅读，既是从连续6 年下降并跌破50% 的国民图书阅读率感受到问题严重，也是从我国图书出版总册数感受到问题棘手，年出书总册数从1999 年的72 亿册降到2006 年的62 亿册，并且已经多年在60 多亿册徘徊。此外，网络阅读不健全、不健康的事实，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忧虑。政协委员的社会责任感，新闻出版界委员的职业责任感，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应当为推进全民阅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想再给诸位提供几个例证来说明开展全民阅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些例证分别是关于农村和城市的阅读状况。
先说农村的阅读状况。大家似乎都知道我国农村阅读的情况更令人忧虑。我的一位年轻的同事对我说了他家乡的情况。他的家乡是我国中部某省一个2000 多人的自然村。村里有民办、私立学校各一所，共有600 多名中小学生，两所学校却没有一间图书馆，甚至连图书室都没有，学生除了上学的几本课本之外，无书可读。离村子6 里地开外的镇子上有一间书店，小孩子要去那里买书，没有家长带去，也没有家长帮助挑选，因为村民中的壮劳力大都到城里打工了。就这样，600 多名少年儿童大体在没有课外书阅读的文化荒漠中生活、成长。所以，当新闻出版总署启动“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时，当今年北京市开展让农民工“带一本书回家过年”的活动时，我觉得太及时、太需要了！我为那些在文化上嗷嗷待哺的农家孩子感到欣喜。不过，后来听说一位农民工只能拿到一本书，一套四册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上学就看》，一个人也只能拿到其中一册，我又感到有点郁闷，如果一套书带齐了回去，在家等着读书的孩子不是更加高兴吗？
下面说城市的阅读。城市总要比农村好得多吧？答案是肯定的。可是，我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其实很多。我国某座大城市的市图书馆，迄今为止发放的几万份借书证，一年中竟然有三分之二在“睡觉”，就是说一年当中不曾借阅过图书。而使用过的那三分之一借书证，其中相当一部分一年只借一两本书。据调查，这座城市的九成市民全年不进图书馆。这里有一种形象说法：从前图书馆比茶楼火，现在是茶楼比图书馆火得多，茶楼里的人打牌打得热火朝天。
现在，我可以对大家说，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我们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31 位委员提出的《关于开展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完全是有所感而发、有所思而发、有所担当而发，绝不是为了“阅读浪费生命”而发，更不是为了“闹腾”过节而发，当然，也不是为发而发。
全民阅读与出版人的责任
我们提出开展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提案，也还出于我们对出版人责任的反思。国民阅读率下降，责任既在社会，也在读者，也在出版业。有道是：“剧院培养观众，观众选择剧团。”同理可证：“出版业培养读者，读者选择图书。”读者与出版者，对立而统一，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出版与读书生死与共。食客不进餐馆，餐馆有责任，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观众不看戏，剧团有责任，因为事实证明好戏总有大量观众；同理可证，读者不读书，出版业当然有责任，因为只要出版业服务得好一些，一本新书的读者往往就会陡然增多。很多中年人都有过在20 世纪70 年代末排队买中外文学名著的激动人心的经历，至今难忘。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同事们做《哈利·波特》，做《历史的天空》《突出重围》等长篇小说，做《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在中国出版集团做《中国文库》，在商务印书馆做《蓝海战略》，在中华书局做《正说清朝十二帝》《于丹〈论语〉心得》，蜂拥而至的读者曾经让我们大感意外，吃惊不小，倍受鼓舞。可是，像这样的服务，我们还做得很少、很不够，读者离我们而去是有道理的。
全民阅读，第一位的还是始终坚持多出好书的终极目标。所谓好书，一句话：开卷有益的书。如果读者一次次开卷无益，一次次被“低俗化”“拼凑化”以及“伪书”搞坏胃口，一次次连呼上当，国民阅读率又如何提升起来？出版活动本质上是人类的知识传承和文化交流，然后才是文化经营行为。出版和推广具有知识传承和文化价值的出版物，应当是出版人的终极目标。出版和推广，包括内容创造、服务读者，帮助读者认识、理解、接受我们的出版物，是出版工作的责任之一。正如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一样，检验出版业绩的最终标准是社会和历史的接受程度。我国现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和邹韬奋，他们所从事的出版事业从来就是以出版人的社会贡献率来考量自己的工作。张元济明确提出“开启民智，扶助教育”；邹韬奋80 年前主编《生活周刊》，三四十年代在全国开办50 多家书店，为抗战做贡献。为开展全民阅读做出贡献，就是我们的职业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有了很大的繁荣和发展。出版社为了内容创新和服务创新，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尝试，也有很多感人的事迹。金盾出版社坚持贴近农村、农业、农民的阅读需求，不仅出版了大量适合“三农”需要的图书，采用低定价，还派出大量的销售人员深入县乡书店促销。农业出版社则为出版物更为贴近“三农”，把图书的质量越做越精。重庆出版集团正在实施图书进社区的综合工程，他们的创意令我钦佩。中国出版集团实施“畅销书推广计划”和“常销书推荐计划”，下了很大力气向读者推荐好书。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坚持开办“暑期亲子课堂”，帮助学生和家长阅读文学名著。商务印书馆以读者见面会的形式拉开110 周年馆庆活动的序幕。中华书局前不久与于丹教授为签售《于丹〈论语〉心得》奔走于多个城市，在北京中关村书城一签就是十个小时，真正是不辞辛劳，不遗余力，就是在服务于全民阅读。
出版业年出书量20 多万种，几乎是改革开放前的总和，这是文化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虽然其中有大量的好书，却不无相当数量的平庸书。确实需要处理好文化责任、主业发展与经济利益、产业实力的矛盾和统一的关系。今天我特别想说出版人要服务于全民阅读，必须不断创新。现在出版业存在着原创不力、挖掘不力、推广不力的问题。总之，就是创新不力。我们一谈读书，就主张读经典，这是不错的，但我对这种阅读主张始终持谨慎的态度。我总是希望自己的出版活动稍微有点新意才好。现在中华书局的《于丹〈论语〉心得》，也是一种创新性出版。多出新书，多读新书，十分重要，优秀的新书才是时代的旗帜，体现着时代精神，昭示民族未来。有鉴于此，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与重庆作协、重庆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等单位一起，在本届全国书市举办征文活动，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我们的主张：“读新书！”
当然，我完全赞成著名学者费孝通的主张，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读书和出版亦当如此。经典与新书，也应当各美其美。经典以一当十，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应当世世代代读下去。但是，新书更具鲜活生气，更为激动人心，更显时代精神，值得我们时时刻刻地等待。作为全民性的阅读，倘若要可持续地进行下去，恐怕不能只是永远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论语》。起码也应当有些属于今人的心得吧。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但明天不能没有新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有一个著名的文学主张，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历史上凡著述取得大成就的作家、诗人、学者，无不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绝不是李白所嘲笑的“白发寻章句”的鲁叟，如此方造就五千年中华文化经典的斑斓，蔚为大观。创新永远是出版和阅读的基本精神。
面对全民阅读的要求，出版和阅读的创新，重要的是要实现“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既是方法，也是原则，还是方向。全民阅读，并非特殊意义上的专业阅读，原创新书的出版与阅读要做到“三贴近”，经典的出版与阅读何尝又不要做到“三贴近”！要实现“三贴近”，则要注意适应“四时”的变化，即时代、时尚、时下、时机。时代是指时代的精神，时尚即指时代的风尚，时下即为实际的生活，时机即为形势与机遇。因为广大读者生活在“四时”之中，出版服务于全民阅读，既要适应好“四时”的变化，还要做好“四时”的营造和引导。
全民阅读：出版人要带头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我们出版人应当带头。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不读书，有什么理由劝人读书！事实上，据我观察，很少读书的出版人不是没有，“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书多了不读，形成了审美疲劳。更有些出版人，早已经异化成了“赚钱机器”，对于书，特别是对别人出版的好书，基本上失去了感觉。出版业内的阅读状况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没有比出版图书的人却不愿意读书这样的事情更让人失望的了！出版界要提出增强“文化自觉”的任务。一个出版社，应当把阅读作为业务来安排和检查，把建设学习型组织作为生存和发展之道，加以坚持和推进。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社长楼适夷说给出版社同事听的。在20 世纪30 年代，楼适夷因为参加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的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当时监狱里难友们经常偷偷传阅一些书籍。一天早晨，有一本书传到楼适夷所在牢房的一位难友手上。这位难友是被判了死刑的，而且那天早上就要被执行，可他还是很专心地去读那本书。楼适夷当时就想，他马上就要结束生命了，读书还有什么用呢？后来他理解了，读书就是一个人生命的需要。这个故事很是让我感动，我在别的文章里也多次提到这个故事。我还把这个故事一直说给大家听，同时也是在说给自己听，鞭策自己。每每想起这个故事，我就感到自己在蹉跎岁月，尽管工作很忙，我还是要读书，“百战归来再读书”。
让我们不断读书，不断提升出版质量，改善出版风气，提高文化修养，净化行业环境，整个行业一定能为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为国民素质的提高，做出应有贡献。
（本文系作者于2007 年4 月在重庆出席第十七届全国书博会高层论坛的演讲实录。）
关于全国政协一份全民阅读提案的由来
很多朋友也许并不知道，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31 位委员提出的《关于开展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是我起草的，为此，我也就被称为第一提案人。很遗憾的是，我们的提案被一些媒体和文化名人误读了。到处都在说我们就是建议要设立“国家读书节”。于是有人以节日太多为由予以否定，又有人认为读书就读书，不需要过节，有的人干脆说不要用节日来闹腾，不读书也可以过得很好。同时，也有更多的人主张要设立读书节。一时之间变成了节日之争。好像政协委员们闲得没事，像小孩一样，闹着要过节似的。我今天之所以要提到这件事，是因为我想就提案内容给诸位做一点说明。
其实，我们的提案是《关于开展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看题目就知道我们不是闹着要过节。具体内容包含着这么几点：第一，从国家到地方，成立各级阅读指导委员会，组织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第二，整合现有的各种系统的读书活动，各种与全民读书相关的机构都要为此做出公益性的贡献；第三，设立国家读书节，把这一天定为一年一度全国书博会的开幕日，全国书市的主题就是全民阅读；第四，把2008 年定为我国读书年，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读书活动，希望经过长期努力，使得阅读蔚成风气。显而易见，我们建议的是开展全国全民读书活动，全国性和全民性是这个建议的关键词。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我们闹着要过节，显得这些政协委员也太没水平了，没事找事。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郑重地向诸位做以上说明。
至于需不需要提倡阅读，我以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早已经是不需要求证的，不管是读竹简、读纸书还是读电子书。古往今来，提倡读书的名言数不胜数，俯拾即是。最有名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是宋朝刘彝说的，这句话比他本人的名字更有名。还有，晚清洋务派大臣曾国藩对他弟弟曾国荃说的那两句话：“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商务印书馆的开创者张元济书写过一句很感人的名言：“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伟人毛泽东说过：“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正是这样实践自己的人生理念的。当代名人余秋雨也说过：“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还有很多很多，这里就不再背诵了。
我们提倡阅读，既是从连续6 年下降并跌破50% 的国民图书阅读率感受到问题严重，也是从我国图书出版总册数感受到问题棘手，年出书总册数从1999 年的72 亿册降到2006 年的62 亿册，并且已经多年在60 多亿册徘徊。此外，网络阅读不健全、不健康的事实，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忧虑。政协委员的社会责任感，新闻出版界委员的职业责任感，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应当为推进全民阅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想再给诸位提供几个例证来说明开展全民阅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些例证分别是关于农村和城市的阅读状况。
先说农村的阅读状况。大家似乎都知道我国农村阅读的情况更令人忧虑。我的一位年轻的同事对我说了他家乡的情况。他的家乡是我国中部某省一个2000 多人的自然村。村里有民办、私立学校各一所，共有600 多名中小学生，两所学校却没有一间图书馆，甚至连图书室都没有，学生除了上学的几本课本之外，无书可读。离村子6 里地开外的镇子上有一间书店，小孩子要去那里买书，没有家长带去，也没有家长帮助挑选，因为村民中的壮劳力大都到城里打工了。就这样，600 多名少年儿童大体在没有课外书阅读的文化荒漠中生活、成长。所以，当新闻出版总署启动“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时，当今年北京市开展让农民工“带一本书回家过年”的活动时，我觉得太及时、太需要了！我为那些在文化上嗷嗷待哺的农家孩子感到欣喜。不过，后来听说一位农民工只能拿到一本书，一套四册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上学就看》，一个人也只能拿到其中一册，我又感到有点郁闷，如果一套书带齐了回去，在家等着读书的孩子不是更加高兴吗？
下面说城市的阅读。城市总要比农村好得多吧？答案是肯定的。可是，我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其实很多。我国某座大城市的市图书馆，迄今为止发放的几万份借书证，一年中竟然有三分之二在“睡觉”，就是说一年当中不曾借阅过图书。而使用过的那三分之一借书证，其中相当一部分一年只借一两本书。据调查，这座城市的九成市民全年不进图书馆。这里有一种形象说法：从前图书馆比茶楼火，现在是茶楼比图书馆火得多，茶楼里的人打牌打得热火朝天。
现在，我可以对大家说，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我们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31 位委员提出的《关于开展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完全是有所感而发、有所思而发、有所担当而发，绝不是为了“阅读浪费生命”而发，更不是为了“闹腾”过节而发，当然，也不是为发而发。
全民阅读与出版人的责任
我们提出开展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提案，也还出于我们对出版人责任的反思。国民阅读率下降，责任既在社会，也在读者，也在出版业。有道是：“剧院培养观众，观众选择剧团。”同理可证：“出版业培养读者，读者选择图书。”读者与出版者，对立而统一，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出版与读书生死与共。食客不进餐馆，餐馆有责任，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观众不看戏，剧团有责任，因为事实证明好戏总有大量观众；同理可证，读者不读书，出版业当然有责任，因为只要出版业服务得好一些，一本新书的读者往往就会陡然增多。很多中年人都有过在20 世纪70 年代末排队买中外文学名著的激动人心的经历，至今难忘。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同事们做《哈利·波特》，做《历史的天空》《突出重围》等长篇小说，做《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在中国出版集团做《中国文库》，在商务印书馆做《蓝海战略》，在中华书局做《正说清朝十二帝》《于丹〈论语〉心得》，蜂拥而至的读者曾经让我们大感意外，吃惊不小，倍受鼓舞。可是，像这样的服务，我们还做得很少、很不够，读者离我们而去是有道理的。
全民阅读，第一位的还是始终坚持多出好书的终极目标。所谓好书，一句话：开卷有益的书。如果读者一次次开卷无益，一次次被“低俗化”“拼凑化”以及“伪书”搞坏胃口，一次次连呼上当，国民阅读率又如何提升起来？出版活动本质上是人类的知识传承和文化交流，然后才是文化经营行为。出版和推广具有知识传承和文化价值的出版物，应当是出版人的终极目标。出版和推广，包括内容创造、服务读者，帮助读者认识、理解、接受我们的出版物，是出版工作的责任之一。正如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一样，检验出版业绩的最终标准是社会和历史的接受程度。我国现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和邹韬奋，他们所从事的出版事业从来就是以出版人的社会贡献率来考量自己的工作。张元济明确提出“开启民智，扶助教育”；邹韬奋80 年前主编《生活周刊》，三四十年代在全国开办50 多家书店，为抗战做贡献。为开展全民阅读做出贡献，就是我们的职业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有了很大的繁荣和发展。出版社为了内容创新和服务创新，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尝试，也有很多感人的事迹。金盾出版社坚持贴近农村、农业、农民的阅读需求，不仅出版了大量适合“三农”需要的图书，采用低定价，还派出大量的销售人员深入县乡书店促销。农业出版社则为出版物更为贴近“三农”，把图书的质量越做越精。重庆出版集团正在实施图书进社区的综合工程，他们的创意令我钦佩。中国出版集团实施“畅销书推广计划”和“常销书推荐计划”，下了很大力气向读者推荐好书。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坚持开办“暑期亲子课堂”，帮助学生和家长阅读文学名著。商务印书馆以读者见面会的形式拉开110 周年馆庆活动的序幕。中华书局前不久与于丹教授为签售《于丹〈论语〉心得》奔走于多个城市，在北京中关村书城一签就是十个小时，真正是不辞辛劳，不遗余力，就是在服务于全民阅读。
出版业年出书量20 多万种，几乎是改革开放前的总和，这是文化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虽然其中有大量的好书，却不无相当数量的平庸书。确实需要处理好文化责任、主业发展与经济利益、产业实力的矛盾和统一的关系。今天我特别想说出版人要服务于全民阅读，必须不断创新。现在出版业存在着原创不力、挖掘不力、推广不力的问题。总之，就是创新不力。我们一谈读书，就主张读经典，这是不错的，但我对这种阅读主张始终持谨慎的态度。我总是希望自己的出版活动稍微有点新意才好。现在中华书局的《于丹〈论语〉心得》，也是一种创新性出版。多出新书，多读新书，十分重要，优秀的新书才是时代的旗帜，体现着时代精神，昭示民族未来。有鉴于此，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与重庆作协、重庆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等单位一起，在本届全国书市举办征文活动，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我们的主张：“读新书！”
当然，我完全赞成著名学者费孝通的主张，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读书和出版亦当如此。经典与新书，也应当各美其美。经典以一当十，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应当世世代代读下去。但是，新书更具鲜活生气，更为激动人心，更显时代精神，值得我们时时刻刻地等待。作为全民性的阅读，倘若要可持续地进行下去，恐怕不能只是永远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论语》。起码也应当有些属于今人的心得吧。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但明天不能没有新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有一个著名的文学主张，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历史上凡著述取得大成就的作家、诗人、学者，无不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绝不是李白所嘲笑的“白发寻章句”的鲁叟，如此方造就五千年中华文化经典的斑斓，蔚为大观。创新永远是出版和阅读的基本精神。
面对全民阅读的要求，出版和阅读的创新，重要的是要实现“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既是方法，也是原则，还是方向。全民阅读，并非特殊意义上的专业阅读，原创新书的出版与阅读要做到“三贴近”，经典的出版与阅读何尝又不要做到“三贴近”！要实现“三贴近”，则要注意适应“四时”的变化，即时代、时尚、时下、时机。时代是指时代的精神，时尚即指时代的风尚，时下即为实际的生活，时机即为形势与机遇。因为广大读者生活在“四时”之中，出版服务于全民阅读，既要适应好“四时”的变化，还要做好“四时”的营造和引导。
全民阅读：出版人要带头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我们出版人应当带头。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不读书，有什么理由劝人读书！事实上，据我观察，很少读书的出版人不是没有，“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书多了不读，形成了审美疲劳。更有些出版人，早已经异化成了“赚钱机器”，对于书，特别是对别人出版的好书，基本上失去了感觉。出版业内的阅读状况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没有比出版图书的人却不愿意读书这样的事情更让人失望的了！出版界要提出增强“文化自觉”的任务。一个出版社，应当把阅读作为业务来安排和检查，把建设学习型组织作为生存和发展之道，加以坚持和推进。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社长楼适夷说给出版社同事听的。在20 世纪30 年代，楼适夷因为参加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的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当时监狱里难友们经常偷偷传阅一些书籍。一天早晨，有一本书传到楼适夷所在牢房的一位难友手上。这位难友是被判了死刑的，而且那天早上就要被执行，可他还是很专心地去读那本书。楼适夷当时就想，他马上就要结束生命了，读书还有什么用呢？后来他理解了，读书就是一个人生命的需要。这个故事很是让我感动，我在别的文章里也多次提到这个故事。我还把这个故事一直说给大家听，同时也是在说给自己听，鞭策自己。每每想起这个故事，我就感到自己在蹉跎岁月，尽管工作很忙，我还是要读书，“百战归来再读书”。
让我们不断读书，不断提升出版质量，改善出版风气，提高文化修养，净化行业环境，整个行业一定能为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为国民素质的提高，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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