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深圳人”

深圳是座口号之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摸着石头过河"，这些口号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为中国大众所熟知。但是，还有另外一句口号叫作"来了，就是深圳人"，并不是那样耳熟能详。实际上，"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是一种呼喊，一种荣耀，一种精神，一种激励。可是邓一光，却很煞风景地告诉你，"你不是深圳人"。那么，从全国各地、五湖四海为了寻梦而移居深圳的人，他们到底是哪里人？深圳诗人一回的诗《你是哪里人》也许给予了最好的诠释：
 
当移居到一座新的城市时，却发现这里并不是心灵的归所，故乡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远方，而自己却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这样的心情，鲁迅在《在酒楼上》曾描述过，"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鲁迅生动地写出了移民矛盾与无奈的心情。"我的灵魂，却只能在南北之间来来往往。"诗人田地的诗歌把这种矛盾与无奈更加放大。

在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中，"你不是深圳人"屡屡被提到。小说《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中，出现了男孩这样的诉说：“如果可能，我会放弃做一个人。我是说，不是吸烟的人，也不是深圳人，是人——如果我能做一枚碎螺，或者一丛三角藻的话。"在这里，似乎是男孩宁可成为砟螺、三角藻，也不肯成为深圳人。而实际上，男孩不是不想成为深圳人，不是对深圳无法认同，而是无法被深圳认同，故事情节中已经有了交代，"深圳的房子太贵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办二代身份证，可这太难了"，"谁也没有两个身份"。男孩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他不是深圳人，因为他没有深圳的身份证，而故乡也是回不去了的故乡，漂泊感与悬浮感油然而生。身份证，是一个人身份归属的证明、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物质属性，而是一种精神属性，这涉及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双向的问题，一个是你是否认同这个身份，另一个是你是否被文化身份所认同。

“你不是深圳人”在小说《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又被高调地提出，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这一观念在作家的心中由来已久，所以会不时地闪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好像是作家的无意识，是作家思考已久，却终将无解的问题。小说中有一对年轻的情侣，作为博士的他和作为硕士的她终于在离市民中心二百米的地方租住了房子，她为此而狂喜，甚至"眼圈红了，哽咽着说不出话"。因为市民中心就是市政府，习惯中叫政府大院，是城市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深圳的CBD，是核心区域，是城市的大客厅。用她的话说，这里才是"高贵的深圳"。住进去之后，她每天都沉浸在这种“高贵的”喜悦之中，甚至想在市民大厅里办一场隆重的婚礼。可是她发现在市民广场工作的保洁工阿姨一次也没走进市民大厅，在她的一再追问下，"为什么一次也没有走进市民大厅，因为那里是深圳市民的大厅啊"，保洁工说出了掷地有声的话，"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像保洁工这样居住在深圳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不是深圳人，他们的故乡也回不去了。那么，他们到底是哪里人？回答是，他们是移民。移民才是他们最真实的身份。什么是移民？移民，"本质上就是一种生命的移植。移植的痛苦首先来自于根与土壤的冲突。在新的土壤中，敏感的根才会全然裸露。与此同时，在时空的切换中，根的自然伸展也必然对新鲜的土壤进行吐故纳新"。'这里就涉及移民文学的问题，邓一光作为移民作家，他的深圳系列小说，都可以归为移民文学的类型，可以在移民文学的范畴里进行讨论。

移民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寻找身份的焦虑。前故乡身份在高度商业化的城市中，或者已经褪去了昔日的光环，或者比前身份更加黯淡无光。因为移民就意味着前身份被打散了，需要重新聚拢来，形成一个新的身份。重新地聚拢需要更多时间的磨砺，新身份的确立需要经历更多的坎坷与煎熬。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太多的可能性。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中，就提出了寻找文化身份与认同危机的问题。那么，在移民城市的人们首先要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我是谁？我的文化身份是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移民浪潮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移民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不仅仅单纯是“你不是深圳人”的问题，而是“你不是纽约人”“你不是巴黎人""你不是东京人""你不是伦敦人"等的全球化的问题。所以，对于新移民文学的研究，不能不参照国际文化的背景与框架，对于深圳文学创作的关注，就不能仅仅限定在深圳这个地方区域内，对于身份的定位自然应该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那么，《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中的男孩、《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的保洁工的身份问题，就不仅仅是他们的问题，恐怕对于身份的寻找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每个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人需要的是精神归属，他需要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群体，自己属于哪个族群，只有明确这个问题，心灵才不会流浪，身心才会彻底安顿下来，才会获得马斯洛关于人的心理需求中的安全感。然而，这又的确是无法立即得出答案的问题，也许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

在现代性的悖论中，谁也无法阻止人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的大型迁移，这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问题。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去缓解寻找身份的焦虑，也许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我们可以从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一些端倪。如果把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整个看作一个大的文本的话，那么，他的深圳系列小说中的一个中篇《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成为浮躁而慌乱的漂泊生活中最为温情而有亮色的部分。它对如何缓解焦虑这个问题给出了紧绷的神经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的答案：

一个14岁的女生，她有一个因为不断复吸因此老在去戒毒所的路上的父亲，一个总在鼓励自己日复一日说大话却缺乏基本生存技能因此不断丢掉工作的母亲，还有一个每天提出一百个天才问题却找不到卫生间因此总是拉在裤子上的智障哥哥，她该怎么办？

是的，她该怎么办？作家邓一光给了她一个暂时的特殊身份，她是百合合唱团的成员，不仅如此，她还在国际比赛中作为合唱团的指挥获得了大奖，因此与势不两立的父母和解了。这是这个作品中最为温暖的地方，使得所有的焦虑有了一个释放的出口。当然，这也许只是暂时的，因为生活还要继续。

参考资料：
严歌苓 ：《严歌苓文集 · 少女小渔》，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
陈瑞琳 ：《横看成岭侧成峰》，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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