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设立经济特区

6 月 30 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灯火通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王震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端肃而坐，听取谷牧的汇报。谷牧做了精心准备，声情并茂，侃侃而谈。谷牧说到国外利用搞“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和外贸出口后，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发言说，谷牧同志到国外也看了，也说清楚了，过去我们只知道说自力更生，为什么外国能搞加工贸易，引进外资，而我们就不能搞呢？我看我们也应该搞。其他人都纷纷点头。

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汇报，从下午 3 时 30 分到晚上 11 时15 分，连续进行了近 8 个小时。大家毫无疲倦之感，临走时，都还似乎意犹未尽。一位领导人感慨地说，对于国外的情况，我们过去了解不多、不全面，有些同志也不敢多讲国外的优势和我们的差距。谷牧这次考察，把国外的情况真正讲清楚了。尽管国家耽误了时间，底子薄，起点低，谷牧对中国的发展依然充满了自信，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成了一片废墟，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也不好，时间也不长，对此，我们应充满信心。

谷牧汇报后不久，国务院召开了讨论如何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务虚会议。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朗声说：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在 20 世纪末实现现代化，而是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来实现这个任务，要在 20 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展望未来，他辅以手势，提高了声调说，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

谷牧和考察团的西欧之行更大的影响，还在几个月后的 12 月 18 日显现。这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凛冽的寒风中召开，中心议题却满是浓浓的春意：169 名中央委员与 112 名候补中央委员脸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兴奋，热烈讨论着，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仅开了短短 5 天时间，却形成了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决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上进行重大转变，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转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

像早春的雷声滚过华夏大地，万物蓦然而醒，睁开了长久昏睡后惺忪的眼睛。南海之滨的深圳，也即将沐浴着春风春雨，跃上新的台阶。1979 年 1 月，各省都开始紧锣密鼓地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按照省委的分工，回到了家乡汕头，执行传达全会精神的任务。阔别家乡多年，他却没有欣喜，而是感慨：30 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时候都还穷啊！

吴南生走在大街小巷和村庄田间，面对曾经熟悉的一草一木，很是焦虑，夜深人静时辗转不已，难以入睡，暗想：我们当年豁出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幅江山！

他想起了 1935 年，自己在“一二 ·九”运动的大潮中， 写了一篇《评 萧红的〈生死场〉》的文章，予以声援，被老党员引领，参加了革命。1944 年，自己有幸奔赴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随后，又在吉林、南昌等地奔波，最后随解放大军回到了广东。这么多年过去，老百姓还是过着苦日子，非变不可了。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也是广东人，这段 时间常回来小住。碰到吴南生时，也无限感慨地说，南生啊，我们的家 乡很穷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办法！

吴南生对三中全会精神的领会异常透彻，其实一直在想办法，逢人 便打听良方。一位朋友见他十分诚恳，盯着他的脸，有些怀疑地说，你 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顿了顿，补充道，你看新加坡，我们的香港、 台湾……它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

吴南生脑海里闪过一道电流，瞬间明白了。他琢磨着，要突破计划 经济的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彻底开放。

2 月 21 日深夜，窗外冷风飕飕，四野阒寂，患了感冒的吴南生额头发热，不断冒着虚汗，眼睛有些发花，但内心如浪涛奔涌。他强撑着坐在桌前，拟写了一份给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的电报，谈了自己的设想。

一个星期后，吴南生回到广州。习仲勋听说，当晚赶到他家。两人就着一杯清茶，由电报中的设想说起，谈了许久。习仲勋很是赞赏他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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