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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出国华工和海外华侨
作者: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深圳通史(近代卷) 责任编辑:manman 2024-07-09 人已围观
深圳是广东省重要的侨乡之一,21 世纪初居住在香港、澳门等地的深圳籍同胞约有 40 万人,另有祖籍深圳的海外华侨和外籍华裔 30 万人。海外华侨华人华裔中的第一代很大部分是以华工的形式输出国外的。鸦片战争爆发后至 19世纪末,深圳地区有大批华工出国。原因有五:其一,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导致劳动力市场充足。清代后期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大肆入侵,造成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使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这就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劳动力市场,无以为生的劳苦大众为生活所迫,有不少人逃到海外谋生。其二,海外经济的发展导致用工需求激增。西方工业的发展需要巨量东南亚的矿产、橡胶、蔗糖等原料,而当地劳力严重不足,奴隶贸易被废止后,北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的种植园、矿场的劳动力也出现严重不足,为了找到能保证经济发展的廉价劳动力,资本家便以人口众多的中国为目标,攫取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促使雇佣劳工与鸦片贸易合法化,它们肆无忌惮地在中国东南沿海掳掠华工。其三,靠近香港的地理位置导致出国务工更为便捷。香港作为当时劳工出国重要的口岸之一,与海外市场联系密切,贩卖华工情况本较为严重,而深圳地区因处于比邻香港的重要地理位置,自然首当其冲。据统计,1860 年至 1881 年,华工经香港被贩运到美国的人数达到高潮,其后的 1883 年至1898 年,经过香港输出的华工就累计达 991568 人。其四,社会危机加剧导致海外流亡。譬如,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大批兵民为躲避地方政府的围剿,选择出走海外。其五,发财梦的驱使导致奔赴海外淘金。譬如,1848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香港,街头到处充斥着到美国去开矿可发财的广告,沿海地区有大批人奔赴旧金山。
当时出国的华工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契约工,即被人贩子拐骗、掳掠并强迫或以其他形式签订卖身五至八年契约的年工,契约期满后,该工人可自便自择雇工安身。他们大多被运到南洋群岛、西印度群岛及美洲的古巴、秘鲁、巴拿马等地从事种植园、开矿、修铁路等苦役劳动,或从事磨坊、场圃、看牲畜等各项东家要求的工作。深圳地区的出国华工大多属于此类。契约工也被称为“苦力”或“猪仔”,从贩卖到运输,其中的利润高得惊人。“由于苦力供不应求,市价不断提高、贩卖苦力的利润越来越大,使这种商业投机活动形成狂潮。运输苦力的航运投机商贪图暴利,超额滥载,根本不顾苦力死活,不择手段地加以野蛮迫害。”与此同时,当时也存在招工毁约现象。据 1904 年 2 月 6 日《香港华字日报》记载,法国人魏池招聘数百名华工前往法属海外殖民地开垦,规定一年后华工可自由选择去留,然而期满后,华工的人身不仅难以获得自由,还会遭到农场主的虐待,处境悲惨。
二是赊单工,即出国华工的船票款由招工代理人垫付,到国外后以工资加高利的形式予以抵还。在债务未清偿以前,这类华工要听从债权人的控制与驱使。以加利福尼亚为例,旧金山的中国商人于 1876 年估计,加利福尼亚境内共有 148000 名中国人,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自由移民,或者是由他们的亲友代付船票的移民,其余的人全都是在赊单制度之下被引进美国的。1862 年以后被运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多属赊单工,到南洋群岛华工的一部分也属此类。
三是得到亲友资助,自费移居的华工。以美国为例,1868 年中美《蒲安臣条约》签订以后,规定两国人民可以自由移民,美国签订该条约是为了满足本国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拐骗华工铺平了道路。然而,这类华工大多移居南洋群岛,他们到达目的地后,也往往陷入招工经纪人及其爪牙的魔掌中。
在马来西亚的华侨中,原籍深圳地区的最多,有 5 万人以上,大部分是客家人。移居马来西亚的深圳人主要从事锡矿工人和割胶工人的职业,因而深圳人去马来西亚俗称“过锡山”,称吡叻州(今霹雳州)为“正锡山”。深圳华侨和惠阳淡水叶氏华侨曾在吉隆坡经营锡矿和橡胶业,对当地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在英属马来西亚的华工所受的剥削和压迫要比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的华工轻。契约期满后,华工们在国外极力寻找机会转到华人经营的企业,或联合起来经营种植业和矿业,独立自主地开拓自己的事业。深圳龙岗人邱满在当地经营锡矿厂而成为富户,马来西亚的知知港是祖籍深圳坪地镇(今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肖姓同胞比较集中聚居的地方,成立了马来西亚肖氏总会。祖籍深圳的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成立有很多社团组织,早在 1805 年,马六甲成立了第一个华人会馆“惠州会馆”,成员中有不少深圳籍人士,以龙岗、观澜、石岩人居多。
印度尼西亚的深圳籍华工,绝大多数是 1855 年之前与其他苦力华工一起从马来西亚转运而来。在印尼设有“猪仔馆”,“猪仔头”倒卖华工给荷兰人,每卖一名华工可获利80 盾荷银。后来荷兰和印度尼西亚资本家认为价格高,于是由荷兰政府出面,于 1888 年派员前往中国,与清政府订立佣工章程。从此契约华工可以不经过新加坡而直接被运抵印尼。1864 年以后,每年都有几千名中国苦力被贩卖到苏门答腊东海岸地区的烟草种植园工作。自 1888 年到 1931 年约有 30.5 万中国苦力被运入勿拉湾。60 年间,苏门答腊烟草种植的工人几乎全是中国苦力。在印度尼西亚华人中,原籍深圳者为数不少,他们多是龙岗镇爱联乡的李姓、观澜镇的陈姓及横坑村的何姓,石岩镇官田村及罗租村、布吉镇沙湾及三联村一带,其中观澜横坑村的最多,仅在爪哇一岛便有观澜横坑村华侨 50 多户人家。横坑村华侨何石崇在 1880年前后到达爪哇,经过打拼,在中爪哇淡猛公县创办“利索纳”雪茄烟厂闻名全印尼,至今仍存在。
据《牙买加中华会馆会刊》记载,深圳契约苦力最早到达牙买加是在 1854 年。当时 472 名苦力华工为躲避瘟疫,从巴拿马果朗迁至牙买加岛,在乘船远洋途中死亡过半,幸存者中有 3 个是深圳人,分别为横岗长坑村人陈八、布吉丹竹头村人凌三、横岗人何寿。在 1864 至 1870 年间抵达牙买加的深圳籍华工有林丙、黄昌等人。1884 年,牙买加政府请港英政府辅政司代招华工 680 名,在澳门搭乘“钻石号”后转乘德国“亚历山大太子号”,航行 167 天到达牙买加金斯敦,当中多数人来自新安县。先后抵达牙买加的苦力华工,大多从事甘蔗种植工作,在 5 年的契约期满后,他们各谋生路。其中有不少人开始做小本生意,开设咸杂店、水果店等中型商店。经过不断努力,他们当中有的成为批发商,有的设立工厂。最先经营批发行的有陈八,最先经营代理行的有沙湾人戴丁贵,最先经营货物行的有龙岗岗贝人李天培。观澜鳌湖人陈陆谦于 1939 年创办了莱耶钦摩雪糕厂;观澜马场人陈华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创办了牙埠规模最大的新同汽水厂;观澜鳌湖人陈英豪、胡竟先夫妇创办了技术较高的铁器工厂。他们为牙买加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05 年,家住龙岗鹤湖新居的客家后生罗定朝横渡太平洋,前往牙买加谋生,他更名为塞缪尔・罗,结识了一位当地姑娘并育有一女。100 余年后,他的外孙女葆拉在退休后开启了跨越两个大洲、四个国家和七个城市的寻根之旅。葆拉是美国资深媒体人,曾被评为美国商界最具影响力的非洲裔女性之一,在她不懈的努力下,最终在深圳实现了外祖父一脉 8 个家庭100 多人最完整的一次相聚。
聚居在南太平洋的法属玻利尼亚群岛中的主岛大溪地(塔希提)的华人,绝大部分是原籍观澜松元厦村陈氏、龙岗各村及坪山廖氏、钟氏后裔。他们的迁徙历史与牙买加以及其他国家的苦力华工大同小异,于 19 世纪中期开始陆续被当作“猪仔”卖到这里,契约期间大多种植棉花。近代大溪地首富陈世崇(又名陈福)是观澜松元厦村人,1888 年(时年 18 岁)以契约工的身份被招募,从澳门上船抵达大溪地。在契约期满后,经营香草生意,其后又到首府巴比特经营百货及土产品出口生意,后来创办“大溪地陈福银行”及“太平洋航业事务所”,经营轮渡生意,还创办了“椰油公司”。
苏里南第三代华人迈克· 杨进华,祖籍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西社区楼下村,其祖辈早在 100 多年前就移居苏里南。凭借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秉性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他们不但在异国他乡扎根下来,迈克· 杨进华还成功融入当地主流社会,2002 年步入苏里南政坛,先后担任苏里南工业贸易部、环境整治部和土地森林政策部的部长,成为苏里南有史以来为数不多的华人部长之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紧邻委内瑞拉外海,早在 200 多年前,华人便来到此处谋生,何才爵士于 1962—1972 年担任特多独立后的首任总督,其父母均为广东省宝安县客家人。同为宝安籍的加斯东·童桑于 2009—2011 年担任法属波利尼西亚总统,致力于中法波之间的多领域合作交流。
清代后期深圳地区的出国华工大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从他们及其后代的发展史可以体现出中华民族具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能力。这些海外的华人华侨华裔历尽磨难,艰苦创业,不仅为促进当地工、农、商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而且他们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奉献,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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