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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家族与区域社会
作者：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深圳通史（近代卷） 责任编辑：manman 2024-07-09 人已围观
清代后期的深圳地区一些大家族，如布吉凌氏、鹤湖罗氏、坪山黄氏和观澜陈氏等，大多很早移居到该地区，随着经年累月的发展壮大，在当地颇具声望，深受乡民爱戴和拥护，为该时期深圳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区域社会的稳定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布吉凌氏是晚清时期深圳地区的大家族。咸丰二年（1852），凌振高与其子凌启莲接受韩山文教士的洗礼，成为深圳地区较早受洗的本地人。凌启莲育有八子，皆有建树，小儿子凌善芳毕业于耶鲁大学桥梁建设系，后归国参与广九铁路建设。凌启莲的后代凌道扬，祖籍广东省新安县布吉丰和墟（今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老街），是中国近代著名林学家、教育家、水土保持专家，他发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林业社团组织“中华森林会”，倡导设立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森林法》，参与创办香港中文大学。除凌道扬外，布吉凌氏在多个领域人才辈出，如凌善安曾任国子监教授，教过光绪皇帝英文；凌宪扬曾在抗战时期动员各方力量在大后方重庆恢复了沪江大学的日常工作，在抗战胜利后，主持了学校在上海的复员工作，担任沪江大学的最后一位校长；凌筱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妇产科专家。凌氏的后代当中也有较早移居海外的，1882 年前后出生的凌卓扬已经是布吉凌氏在美国檀香山出生的第二代华侨。此外，鹤湖罗氏、观澜陈氏、坪山黄氏都是该时期深圳地区素有声望的大家族，它们为深圳地区乃至全国的各项事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新界邓氏是晚清时期香港地区的大家族，在香港新界五大家族中定居新界的时间最早，经济上最为富裕，也占有最富饶的土地、最具权势。邓氏先祖邓汉黻于北宋开宝年间（968—976）由江西吉水迁南雄珠玑巷，其曾孙邓符迁祖坟于元朗，新界的邓氏子孙从锦田分支到元朗、粉岭等地，分衍出 50 多个村子。邓氏家族涌现出诸多爱国人士，深受当地民众的拥护。如邓氏家族的后人邓仪石知书达礼、心存正气，深得乡民爱戴，1899 年初，英殖民主义者染指新界，锦田、粉岭、元朗等村一万多民众推举德高望重的邓仪石为领导，组织武装抵抗英军。乡民们在他的带领下，修工事、筑隘寨，与英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此外，文氏家族、廖氏家族、侯氏家族、彭氏家族都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而来的大家族，在清代晚期的香港地区占据重要的地位。
清代后期的深圳地区素以“民风强悍”著称，在广九铁路的修建与筑路权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光绪十四年（1888）九龙商民筹划修筑广州至九龙铁路，得到李翰章、张之洞赞可，并于光绪十六年（1890）对路线进行了踏勘。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插手索要此路承筑权。后迭经交涉，改为九龙界内由港英当局承办，广州至深圳墟段由中国借英款一百五十万镑自办。两段都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兴工，宣统三年（1911）完成，全长 178.6 公里。与此同时，该地区常有匪徒流民啸聚山林之事发生，地方治安不算太平。1882 年 8 月 18 日，《字林沪报》上出现报道，声称广州府属新安县有匪徒“啸聚山林，联盟拜会，将谋不轨”，当地派兵弹压反为所伤，匪徒很快达到数千之众。九龙副将赖偏将军唯恐酿成大祸请求上级增兵援助，得知消息，邓保臣都督带兵 400 余名前往镇压。另据 1905 年 12 月4 日《香港华字日报》报道，新安县境内盗贼横行，更甚者一村之中为盗者十之八九，当局决定实施清乡，缉拿盗匪。当时的深圳地区也不乏乐善好施之人，据 1880 年 11 月 24日的香港《循环日报》记载，广东新安县人郑汝佳捐助直赈银 1000 两，朝廷为表彰其功，特为其建造牌坊。
该时期新安县妇女地位较高，组织性也较强，她们可以自行组织规模较大的集会，对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甚至公然发动骚乱，进行强有力的抗争。1910 年，为推行新政，顺利完成户口调查，新安县依赖地方乡绅在各地调查户口。当时的新安县共分五区，西乡、固戍、上川等村均属第二区，西乡乡绅郑文贯因与调查员郑善钧有纠纷，为挟私报复，郑文贯遂捏造谣言，声称郑善钧调查户口的目的在于抽收户口人丁税，肆意煽动新安妇女群起抵制。不明真相的广大民众，将户口调查活动与征税抽捐联系起来，为维护自身利益，遂群起抵制，多次发生妇女聚众围扰警局、冲击县署的群体事件。
1910 年 5 月 15 日早上，固戍村几百名妇女趁调查员姜宜外出之际，涌入他的家中，辱骂其家人，大肆喧闹。为避免事态扩大，当局决定暂停西乡的户口调查事宜。次日早上，又有数百名妇女趁着调查员郑善钧和冯润霖外出之际，鸣锣聚众，涌入各乡绅家中，破坏房舍，并围堵当地警局。聚众规模与日俱增，到 18 日上午 8 时，当地已纠集西乡、上川、固戍等村妇女 1000 余人，她们聚众闯进县衙，勒令官府出具告示，解散调查员，停止户口调查活动。
新安妇女群起抵制户口调查事件其势汹汹，还有肇事者从香港潜回，鼓动各乡妇女寻衅滋事。6 月 6 日，当地纠集1000 余名妇女，聚集在北帝庙及沙坑，联盟抗官。当局派兵介入，捉拿到温冯氏、郑姜氏、郑袁氏、吴范氏、温黄氏五人，她们对自己纠众闹事，抵制户口调查一事供认不讳，官府遂将其收押候审。不料，当地妇女在 12 日纠集西乡、固戍、上川等村数千人，再次围堵新安县衙，勒令官府释放温黄氏等人。经历多次恶性事件后，迫于压力，部分乡绅请求辞去户口调查工作，但鉴于时间紧急，被当局驳回请求。此类事件虽发生在新安县一隅，但影响颇大，对清末户口调查产生了不小的阻碍。尤其是妇女群起抗争一事，在当时也的确实属罕见。《东方杂志》评论道：“以妇女而与官绅抗争，且起绝大风潮，亦各省鲜有之事也。”该事件受到当局的密切关注，清政府火速使用武力弹压。1910 年 7 月 21 日，《时报》刊载消息：“新安县（广州府属）居民因清查户口大起风潮，均是妇女出而抗阻，营县秉请大吏速由省派兵驰往弹压。”妇女群体抵制户口调查的风潮在武力镇压下很快失败，户口调查最终也得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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