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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深圳地区：文化教育-西方传教士的进入
作者：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深圳通史（近代卷） 责任编辑：manman 2024-07-10 人已围观
嘉靖二十年（1541），耶稣会总会长派遣方济各 · 沙勿略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前往远东传教。沙勿略因身染疟疾，没能实现进入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计划，但他提出的促使中国天主教化的设想，成为后来天主教传教士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万历七年（1579），传教士罗明坚抵达澳门，经过一年多的汉语学习，他开始到广州进行传教活动。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在肇庆建立内地第一所天主教堂。同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跟随罗明坚在肇庆传教，万历十七年（1589）在韶州（今韶关）建立了内地的第二座天主教堂。在来华的传教士中，利玛窦是影响最大的一位，他知识渊博，且能因时达变，他极力争取士大夫和上层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充分运用西洋科学仪器和先进知识，借助学术的力量传播教义，主动疏远葡萄牙殖民者，坚持与中国政府和民众友好，他的传教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利玛窦去世时，天主教在内地的传播有了初步的发展，当时设有天主教堂四处（北京、南京、南昌、韶州），总计领受人数约2500 人。可以说，利玛窦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初步基础。
自康熙四十五年（1706）开始，因“礼仪之争”，清政府施行愈加严格的宗教政策，最终决定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不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直至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们才跟随殖民侵略者的商船、炮舰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1831 年至 1833 年，德国基督教牧师郭士立曾三次游历我国沿海各省，在 1835 年继马礼逊牧师担任英国商务监督处的翻译，随英军参与中英鸦片战争中交涉的事务，1843 年又继马儒翰担任港英政府的中文秘书，直至 1851 年在香港逝世。郭士立一方面担任行政职务，另一方面招收信徒，传授教理，1844 年在香港成立“福汉会”，其宗旨是“广播教道，造福汉人”，凡会员信教者随即潜入内地传教，不断扩大影响。福汉会的早期工作较为顺利，1844 年会员只有 20 人，1845 年增至 80 人，1846 年 6 月洗礼人数为 179人，到 1847 年底受洗礼者 900 人，1848 年 5 月，会员达1300 人，其中任传道及助理者 112 人。1844 年至 1846 年间，福汉会先后在广州、佛山、顺德、三水、韶州、南雄、潮州平、南宁、太平等 6 个站。传道人所到之处远至海南岛、广西、江西、福建等地。
道光二十七年（1847），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文、黎力基等人来香港协助郭士立传道，他们研习粤语、客家话和潮汕话，然后分赴内地传教。巴色会对客家人聚居地区影响较大，传道遍布 16 个客家县，成立 130 余支会，并设有教会学校。韩山文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专向客家人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是第一位进入深圳地区的传教士，他早期常在新安县沙头角、布吉、李朗一带向客家人传教。1853 年 9 月20 日，韩山文在布吉替洪仁玕施洗，洪仁玕便正式成为巴色会的一名教徒，韩山文根据其口述完成《洪秀全的梦魇与广西暴动的起源》，所记洪氏世系、洪秀全童年、考试患病及异梦，读《劝世良言》及创立拜上帝会，传教与发动金田起义、洪仁玕谷岭起义及在香港流亡生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该书系中国近代第一部口述回忆录。为了便于向客家人传教，黎力基还在 1855 年编纂了客家罗马字典。
1852 年，德国传教士韦永福在布吉办学，收张纯波、陈超瑞、江永宏、凌启莲等人为门徒，并聘请张广明担任教习。1857 年，传道会为培育传道人才，选送新安县布吉李朗人江云章、樟坑径人陈乐真及李承恩三人赴德国柏林神道大学留学。1864 年，德国传教士贝德明等人在布吉李朗创办存真书院（后改为传道书院），教神道学，这是第一所以客家方言授课的神学院。巴色会交友广泛，热衷于团结教会人士共同促进传道事业的发展。1879 年，新安巴色会江启明为解答林乐知牧师关于种茶一事的相关疑惑，在《万国公报》上刊登专栏，详细解答种茶之法。
1860 年前后，香港监牧区的范围扩大，几乎包括新安县全境。1874 年 11 月 17 日，教皇庇护七世颁布法令，扩大并晋升香港监牧区为代牧区，委任高蒙席为第一任宗座代牧，其管辖范围包括新安县、归善县和海丰县。1898 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新界从新安县划分出去，新界西贡和南头城渐渐成为传教中心，其他县则逐渐变成教会自治区。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期，新安县有天主教堂 20 余所。
天主教自 19 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大行其道，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列强把它作为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工具。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坟地，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在法国政府的胁迫下，1845 年 2 月，清政府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1858 年的《天津条约》又规定各国传教士可到内地自由传教。从此，西方各国耶稣基督教会纷纷而来。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在中国经常为殖民侵略军搜集情报，如郭士立曾多次到深圳湾等沿海地区侦察。鸦片战争期间，他们充当英国商务官和港督翻译，马儒翰和郭士立还是《南京条约》的起草人。郭士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又充当了英军进攻上海的向导。
19 世纪中叶，意大利天主教神父佛伦特里在尼格里的帮助下，几乎走遍新安县的每一个角落，绘制出《新安县全图》，全图绘成于同治五年（1866），是一张古羊皮纸地图，地图附有英文简介：“新安县图（广东省）乃传信会一名意大利神父，以其专门技艺、作实地勘察，历时四年所完成者，并为有关该地迄今首次出版之唯一地图。一八六六年五月。”“直至一八九八年新界租约成立为止，多年来，该图不单对传教士有用，对英军及政务当局亦有很大的帮助。”佛伦特里对《新安县全图》有这样一段描述：“若直接从实用及地方的观点来看，该图的作者有理由相信，他的努力不会白费。……作者认为，这幅地图对自然学者、旅行人士、运动家及传教士也颇有用；对英国当局来说，在应付猖獗的海盗……这幅地图亦很有帮助。”显然，佛伦特里所绘制的地图，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拓展新界和镇压新安人民的抗英斗争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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