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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期的深圳地区：文化教育-教育体制演变
作者：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深圳通史（近代卷） 责任编辑：manman 2024-07-11 人已围观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1 月 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对清末教育宗旨进行深入剖析，阐明其对于新教育方针的思考，对民国教育方针进行了整体的构想和系统的探讨。7 月至 8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民国新学制草案。9 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学制系统的结构框架，后又陆续公布一系列法令规程，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1913 年合并为完整的学制系统，称“壬子癸丑学制”，亦称“1912—1913 年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实施了近十年的“癸卯学制”进行改革，废除了传统封建旧教育。
民国时期，宝安县教育逐渐取得进步，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初级中学等均有发展，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县立学校并存。
民国前期，宝安县教育行政机构几经更迭。1913 年，宝安县公署设教育科，设科长 1 名，科员、书记、技士（办理技术事务）各 1 名，另有雇员若干人 ，后将教育科改为劝学所。1917 年，粤海道尹王典章巡行粤海道所辖各州县，《粤海道尹王典章巡行日记》记载了宝安县的教育机构设立情况，“劝学所甫于今年成立，所长吴斐然”。 1926 年，宝安县劝学所撤销，当年 11 月，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劝学所更名为教育局。
据粤海道尹王典章于 1917 年的视察，当时深圳墟有 7所私塾，“唯尊孔堂塾师温致枢授徒十六人，管教及程度均有可观，当饬宝安县即就该塾改组学校，以示奖劝”。王典章巡视了设于县城南头凤冈书院的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由于前校长腐败，学生多已散去，时任校长吴芷湘接办，招集学生到校者仅 26 人，大多未经国民学校毕业，教育程度低下，还需分班补习。城内有 2 所国民学校，一名励志，校长雷振威，学生 28 人，在校 22 人，女生 1 人；一名蔼士，校长温翙凤，学生 26 人，在校 18 人。两所学校均只设一个年级，王典章认为也是“布置缺略”“学生未届毕业即已升学”“尤属不宜”。
王典章还考察了宝安县其他学校，在日记中记录了学校的校长、学生人数、教室数量等大致情况。石桥头崇实国民学校距离县城“一里许”，校长为梁鼎铭，学生 56 人，讲室 1 间，比较狭小。福源乡立国民学校距离县城“约二里”，校长郑勉之，学生 42 人，大小教室各有 1 间，光线尚足，校具整洁。大新街冕庄国民学校距城“约四里”，校长李銮鉴，教员郑维然，学生 80 人，都在同一间教室教学，座位拥挤，布置不当。南园乡立国民学校距城“约六里”，校长陈伯美，教员 2 人，学生男 87 人、女 7 人，教室 2 间，光线不足，该校原有学款 480 元，拟增添一名教员，费用恐怕不够，由县里筹款补助。
据《粤海道尹王典章巡行日记》统计，1917 年“全县只高等小学校一所，国民学校十一所，另改良私塾三十九所”。一所高等小学校显然即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而其他的国民学校、改良私塾，其实也是当时在发展中尚未完全成形的公立、私立小学。
1918 年，宝安学会成立，出版《宝安学会杂志》，向读者介绍外国的教育情况及教学方法，并针对宝安教育的状况提出一些建议。宝安学会是主要由教员参加的专业委员会组织，通过定期集会讨论教育问题，宝安县教师通过宝安学会开展活动，进修学习。《宝安学会简章》对宝安学会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本会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振兴本邑教育促进公益事业为宗旨。”有“大会一次于每年暑假后寒假前举行之，其时间由会长临时酌定”“每月开职员会议一次，商酌及报告进行情形于每月之最后星期举行之”。《宝安学会杂志》成为全县教师进修学习的重要资料，并起到联络同人，互通教育革新信息，更新教育观念的作用。《宝安学会杂志》第二期发行于“民国十三年六月廿日”，即 1924 年 7月 21 日，为现今存世仅见的一期。这一期杂志的主要篇目如《对于我县教育的观察和感想》《废娼运动》《婚丧改良的管见》《改造乡村的建议》《改造地方的一个方法》等，均是对宝安县当时教育及社会文化的观察与思考。
民国初期，宝安县的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学阶段四年，不分初高中。1924 年实行新学制，小学四二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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