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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下
作者：郭海鸿 来源：《我的光辉岁月——深圳散文四十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13 人已围观
我曾经是很忌讳“乡下”这两个字眼的，因为我是乡下人。我曾经在城市里四处出没，求人办事，寻觅工作，都因为是"乡下人"而听够了风凉话，吃尽了苦头。我显得那么寒砖，尽管昂首阔步于城里的街上，也会被人们一眼看出我的局促。现在，我居住在城里——一个大的城里，和许多“身陷”城市而显得痛苦不堪的城里人坐在一起，看着、听着他们想抖净满身的"城市尘埃"而到乡下去过农耕生活的迫切，我也和他们一齐附庸风雅着满足自己的虚荣，痛不欲生地说：若能抽个身，回乡下去静休一段日子多好。
其实，他们说“到乡下”去，是说着玩的，而我要回则回，打个包就回去了。我的家在乡下，我的根在乡下，只有来自乡下的乡下人，才会在心里装着乡下，精神已栽植在乡土里，而不是去乡下旅游。但是，在没有更深刻地受"城市的困扰”时，我却又这么并非发自内心地和他们一起嗟叹。
城市对于人们来说，永远是个谜，永远是个富有诱惑的地方。大家向往城市的那劲儿，真是无法形容。从小城镇到“可以看到高楼”的中等城市，然后又都扑向可以叫作“大都会”的城市，城市总是在这种向往中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与自己的梦想所不相符，于是就不断地产生了厌倦，不断地有了新的迁徙。满天下去寻找城市的感觉。"渴望到乡下去"大抵只能是一种聊以自慰的想象罢了。
我想起了乡下，想起了与城市距离着的乡下人。理应原始一点地说，那散落在村庄与村庄之间的横竖几条街的圩场，也就算得上是一个最初的“城”的概念了。赶集也就是进城，也就酝酿出了对城的最初的向往。一到圩期，男女老幼，都心痒痒地尽量腾着空儿往圩场赶，本来熟络到可以闭目绕三圈的巴掌大的圩场，硬是被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在模仿着"逛"的样子，极闲情悠哉地兜上十来八个圈也不觉得累。对集市的盛景，流连忘返。小时候，总是喜欢拖着母亲的衫角去赶集，看到那些圩镇上居住的"居民"们段着人字拖鞋，穿着松松垮的文化衫，拎着几根发黄的菜叶子在街上转悠，那时幼小的心中就有了自卑，你看他们，怎么就与我们这些蜗居在乡下土楼古堡中的人不一样。
小小圩场，只不过是乡下人约定俗成的农副产品交易场所而已，但商业色彩给它镀上了新文明的颜色，成了乡下人的“城市梦”的启蒙。后来我从学堂里出来了，历尽了许多曲折以后得以安排了工作，分配在我家乡镇上的政府里做事，住进了圩场上的政府大院。我也跟着人字拖鞋，穿着松松垮垮的文化衫，从街头打一个呵欠，一直到街尾方才收敛。一路上不住地和排队上公厕的"居民"们打着招呼，点着礼貌的头。每逢圩期，赶集的乡亲们在买好东西后，都一蜂窝地往我宿舍里拥来，在这里盘点他们"进城"的骄傲、惊奇和恋慕。尽管离家只有几里路，我每个周日才回一趟家，也就极有"回乡下"的味道，俨然自己已经是地道的“城里人”似的。
每每回家，母亲总是把大扎大扎青菜、萝卜干绑在我的单车后架上，说"镇里菜贵，还是乡下自己家的带上好"。后来工作升迁，从镇上调到县城，又从县城调到地区州府，我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像一个城了，后来干脆辞了职，到了广州，去了深圳。在奔走之间，城就突然在我的印象中变得苍白起来，有时候坐了大客车，一夜之间回到了生养自己的小山村里，也就全然没有了“回乡下”的悲壮了。
我的父母，我的叔伯亲朋仍然日日如斯地住在乡下，源于传统，出于生活的必需，他们仍然捏着圩期去赶集。然而，他们的背后，仍会有许许多多如我当年一样的孩童跟着，睁大他们纯净的眼睛，去看在那几条街上转悠的"居民"。我每次回老家度假，总会把我姐姐的小儿子带在身边同乐几天，可他总是嚷着要我骑车带他到圩场上兜，也许他觉得只有那里才气派，才热闹，才有新鲜的景观。后来大几岁了，那梦想就更大了，要我带他赶客车去"外面"——县城看看了。我曾经对小外甥说：那里根本不算城！他就问：什么地方才叫城？深圳是不是？！我便被问得张口结舌。深圳是城吗？应该是吧？-你看，北京够大了，上海够大了，可是那里的人都往深圳来了，他们总不该把深圳当乡下来向往吧？我竟然对城产生了迷蒙不清的难受。
然而，我的乡亲们早在头几年，就开始走上了进城的路子。浩浩荡荡，蔚然成风。家乡圩场上的地皮暴涨了，许多人变卖祖屋，到圩场上买地盖楼，硬是在政府的规划下把圩场挤扩了几倍，尽管他们住进了集市上，但不能跟着人字拖鞋转悠——因为他们与“居民”不同，他们还要回乡下去种地，可是毕竟他们总算过上了近乎"城市"的生活了。前几年县里修公路缺资金，就向乡下兜售城市户口指标，最高价九千元一个，现在据说也还要三千多元，我的许多节衣缩食的乡亲纷纷掏尽积蓄，东挪西借，走后门拉关系，去弄一个红本本，把户口安到县城里某个街道居委会去。然后在乡下苦干，一边还债，一边思谋何时到城里去买楼盖房，然后举家“洗脚进城”。
站在小山村的沟沟坎坎间，我沉思良久，从什么时候起，城市梦激荡得我的乡下如此不安？这是一种文明的进步，还是文明的怪圈呢？走在进城的路上，我的乡亲们心里踏实吗？我看见许多祖屋里已没有人居住了，看见许多优质的稻田无人耕作，长满了杂草。我已看不到日落黄昏时的炊烟袅袅，我已闻不到村头巷尾扑鼻的粪香，也已没有了乡邻大叔赶着那白云一般的羊群朝我飘来——而这些，将会成为日后我为之伤心的遥远的田园诗一般的回忆。现在当然不是荡然无存，而是渐渐稀落了。我很担心，明年，再一个明年，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会不会完全没有了呢？
我姐姐和姐夫在小镇里教着书，经营着诊所，带着他们的小儿子，看似很安心乡下生活的样子，可是他们的户口已经迁到县城去了，举家迁往县城，这是迟早的事。不过，这样就可以满足我的小外甥对“城”的巨大而又幼小的梦想了。我的老父亲写信来了，他说我寄回去的钱也积了多年，现在终于拿出来落到了实处——把大院子重新装修过了，把果园整理过了，还请人种上了几十株新品种的果树，下一步他准备请人砌围墙把屋子、果园、菜地、池塘全部围起来，那可真是一个“郭家庄园"。父亲的描述，使我感动满怀。可是，读完信，我又升起一股深深的恐慌，等我的乡亲们一户户地都搬迁到城里去了，我姐姐一家也迁走了，我弟弟读完书又到城里去了，两个热爱家园的老人当会多么孤独。建设得再富丽的“郭家庄园"，在空旷的乡村里，又是何等的孤伶荒凉！那里，山再青，水再绿，又怎能重新抒卷我如诗如画的乡村风景呢？
“城市在哪里？”我现在终于可以回答我童稚的小外甥了——城市在乡亲们向往的地方。此刻，我独坐在城市深处一间空房子里，抽着洋烟，遥想我的乡下，遥想家园一景：父亲挑着沉重的木桶，在果树林间浇水施肥；母亲在呼唤一群刚出笼的毛茸茸的小鸡，往地上撒下一片白花花的米粒，小鸡们在欢快地抢啄着粮食；那条老狗，在我的驻守乡下的双亲的身影之间乐颠颠地跑来跑去。
坐在城里，想着乡下，疼痛地幻想着以后我怎样与潮水般的乡亲们逆行而走，悲壮地返归我的乡下！
选自《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996年5月9日
其实，他们说“到乡下”去，是说着玩的，而我要回则回，打个包就回去了。我的家在乡下，我的根在乡下，只有来自乡下的乡下人，才会在心里装着乡下，精神已栽植在乡土里，而不是去乡下旅游。但是，在没有更深刻地受"城市的困扰”时，我却又这么并非发自内心地和他们一起嗟叹。
城市对于人们来说，永远是个谜，永远是个富有诱惑的地方。大家向往城市的那劲儿，真是无法形容。从小城镇到“可以看到高楼”的中等城市，然后又都扑向可以叫作“大都会”的城市，城市总是在这种向往中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与自己的梦想所不相符，于是就不断地产生了厌倦，不断地有了新的迁徙。满天下去寻找城市的感觉。"渴望到乡下去"大抵只能是一种聊以自慰的想象罢了。
我想起了乡下，想起了与城市距离着的乡下人。理应原始一点地说，那散落在村庄与村庄之间的横竖几条街的圩场，也就算得上是一个最初的“城”的概念了。赶集也就是进城，也就酝酿出了对城的最初的向往。一到圩期，男女老幼，都心痒痒地尽量腾着空儿往圩场赶，本来熟络到可以闭目绕三圈的巴掌大的圩场，硬是被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在模仿着"逛"的样子，极闲情悠哉地兜上十来八个圈也不觉得累。对集市的盛景，流连忘返。小时候，总是喜欢拖着母亲的衫角去赶集，看到那些圩镇上居住的"居民"们段着人字拖鞋，穿着松松垮的文化衫，拎着几根发黄的菜叶子在街上转悠，那时幼小的心中就有了自卑，你看他们，怎么就与我们这些蜗居在乡下土楼古堡中的人不一样。
小小圩场，只不过是乡下人约定俗成的农副产品交易场所而已，但商业色彩给它镀上了新文明的颜色，成了乡下人的“城市梦”的启蒙。后来我从学堂里出来了，历尽了许多曲折以后得以安排了工作，分配在我家乡镇上的政府里做事，住进了圩场上的政府大院。我也跟着人字拖鞋，穿着松松垮垮的文化衫，从街头打一个呵欠，一直到街尾方才收敛。一路上不住地和排队上公厕的"居民"们打着招呼，点着礼貌的头。每逢圩期，赶集的乡亲们在买好东西后，都一蜂窝地往我宿舍里拥来，在这里盘点他们"进城"的骄傲、惊奇和恋慕。尽管离家只有几里路，我每个周日才回一趟家，也就极有"回乡下"的味道，俨然自己已经是地道的“城里人”似的。
每每回家，母亲总是把大扎大扎青菜、萝卜干绑在我的单车后架上，说"镇里菜贵，还是乡下自己家的带上好"。后来工作升迁，从镇上调到县城，又从县城调到地区州府，我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像一个城了，后来干脆辞了职，到了广州，去了深圳。在奔走之间，城就突然在我的印象中变得苍白起来，有时候坐了大客车，一夜之间回到了生养自己的小山村里，也就全然没有了“回乡下”的悲壮了。
我的父母，我的叔伯亲朋仍然日日如斯地住在乡下，源于传统，出于生活的必需，他们仍然捏着圩期去赶集。然而，他们的背后，仍会有许许多多如我当年一样的孩童跟着，睁大他们纯净的眼睛，去看在那几条街上转悠的"居民"。我每次回老家度假，总会把我姐姐的小儿子带在身边同乐几天，可他总是嚷着要我骑车带他到圩场上兜，也许他觉得只有那里才气派，才热闹，才有新鲜的景观。后来大几岁了，那梦想就更大了，要我带他赶客车去"外面"——县城看看了。我曾经对小外甥说：那里根本不算城！他就问：什么地方才叫城？深圳是不是？！我便被问得张口结舌。深圳是城吗？应该是吧？-你看，北京够大了，上海够大了，可是那里的人都往深圳来了，他们总不该把深圳当乡下来向往吧？我竟然对城产生了迷蒙不清的难受。
然而，我的乡亲们早在头几年，就开始走上了进城的路子。浩浩荡荡，蔚然成风。家乡圩场上的地皮暴涨了，许多人变卖祖屋，到圩场上买地盖楼，硬是在政府的规划下把圩场挤扩了几倍，尽管他们住进了集市上，但不能跟着人字拖鞋转悠——因为他们与“居民”不同，他们还要回乡下去种地，可是毕竟他们总算过上了近乎"城市"的生活了。前几年县里修公路缺资金，就向乡下兜售城市户口指标，最高价九千元一个，现在据说也还要三千多元，我的许多节衣缩食的乡亲纷纷掏尽积蓄，东挪西借，走后门拉关系，去弄一个红本本，把户口安到县城里某个街道居委会去。然后在乡下苦干，一边还债，一边思谋何时到城里去买楼盖房，然后举家“洗脚进城”。
站在小山村的沟沟坎坎间，我沉思良久，从什么时候起，城市梦激荡得我的乡下如此不安？这是一种文明的进步，还是文明的怪圈呢？走在进城的路上，我的乡亲们心里踏实吗？我看见许多祖屋里已没有人居住了，看见许多优质的稻田无人耕作，长满了杂草。我已看不到日落黄昏时的炊烟袅袅，我已闻不到村头巷尾扑鼻的粪香，也已没有了乡邻大叔赶着那白云一般的羊群朝我飘来——而这些，将会成为日后我为之伤心的遥远的田园诗一般的回忆。现在当然不是荡然无存，而是渐渐稀落了。我很担心，明年，再一个明年，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会不会完全没有了呢？
我姐姐和姐夫在小镇里教着书，经营着诊所，带着他们的小儿子，看似很安心乡下生活的样子，可是他们的户口已经迁到县城去了，举家迁往县城，这是迟早的事。不过，这样就可以满足我的小外甥对“城”的巨大而又幼小的梦想了。我的老父亲写信来了，他说我寄回去的钱也积了多年，现在终于拿出来落到了实处——把大院子重新装修过了，把果园整理过了，还请人种上了几十株新品种的果树，下一步他准备请人砌围墙把屋子、果园、菜地、池塘全部围起来，那可真是一个“郭家庄园"。父亲的描述，使我感动满怀。可是，读完信，我又升起一股深深的恐慌，等我的乡亲们一户户地都搬迁到城里去了，我姐姐一家也迁走了，我弟弟读完书又到城里去了，两个热爱家园的老人当会多么孤独。建设得再富丽的“郭家庄园"，在空旷的乡村里，又是何等的孤伶荒凉！那里，山再青，水再绿，又怎能重新抒卷我如诗如画的乡村风景呢？
“城市在哪里？”我现在终于可以回答我童稚的小外甥了——城市在乡亲们向往的地方。此刻，我独坐在城市深处一间空房子里，抽着洋烟，遥想我的乡下，遥想家园一景：父亲挑着沉重的木桶，在果树林间浇水施肥；母亲在呼唤一群刚出笼的毛茸茸的小鸡，往地上撒下一片白花花的米粒，小鸡们在欢快地抢啄着粮食；那条老狗，在我的驻守乡下的双亲的身影之间乐颠颠地跑来跑去。
坐在城里，想着乡下，疼痛地幻想着以后我怎样与潮水般的乡亲们逆行而走，悲壮地返归我的乡下！
选自《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99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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