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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耳朵里的深圳 王 俊
作者：周立民, 陆其美 来源： 深圳的阳光 责任编辑：深小安 2024-12-23 人已围观
我很幸运，由于从小喜欢音乐，成年后又恰好从事了跟音乐有关的职业，从而得以从声音的角度切入我爱的这座城—深圳。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从未间断与深圳音乐千丝万缕的勾连，用手中的笔，不仅参与创作，也认真地记录在这座城市上空飘过的歌声，亲身见证了深圳的音乐骄子们如何从这里唱响中国乐坛，又如何用他们的歌声在这块热土上洒下彩色的音符。
我的耳朵，曾经为这座城市的脉动见证。在密切关注深圳音乐的这些年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在这里震荡着一个强大的声场，无数活泼灵动的音乐形态在这里摇曳生姿。来自深圳的歌声，实际上推动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起伏跌宕的进程，映射着一座东方新城拔节生长的声音。
细数歌声的年轮
1998年7月，我大学毕业。坐了3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北京辗转来到深圳，进入深圳电台做一名广播记者。
当我的领导问我想“跑”什么线的时候，我脱口而出就是“音乐”。部门主任当时还有点诧异，因为音乐乃至文化这条采访线，由于过于“清淡”，其他记者都唯恐避之而不及的。但我来到深圳，进入电台，为的就是通过各种“曲线救国”的方式，离音乐近些，更近些。于是，从那一刻起，我背起当时沉重如砖头的磁带录音采访机，就这样进入了深圳音乐的年轮。从音乐记者、音乐公司CEO、音协主席、歌词作者到文化馆馆长，我从来没有与音乐脱离干系。
刚刚开始写音乐的时候，注定要面对一种无力感。因为声音的无形性，决定了它无法像文学、雕塑、绘画、书法那样，为后世留下可以触摸或感知的有形载体。事实上，在人类所有的精神遗产中，音乐是最难延续流传的。所以，录音手段出现之前的那几千年的音乐，我们只能通过类似《琵琶行》那样的介质来不靠谱地揣摩它们本来的样子。谬之千里自然难免。
如今，音乐本体的记录虽已非难事，然而，蕴藏在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情感、气息和种种外延，依然是那样难以尽录。许多留在我们耳边的音乐，在岁月的磨砺之后都失去了细节和注解，附着在音乐身上的信息在一遍又一遍的“转录”后不断衰减，使那些声音与孕育它的生活、土壤和感情断裂开来。
我在深圳采访的第一位本土音乐人，就是作曲家张平老师。张老师当时在市文化馆工作，人很瘦削，其貌不扬。但很多人都难以想象，他是深圳音乐早期历史的最权威见证者和亲历者。张平和其兄张钢，是著名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作曲者张敬安先生的一双儿子。早在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哥俩就来到深圳，介入了深圳原创音乐萌芽阶段的发轫。
那时，在深圳经济特区西北部的西丽湖度假村，每到节假日，就有一些港商在那里的湖边搭起帐篷，举办当时在香港非常流行的“音乐茶座”。张平由于弹得一手好键盘，成为伴奏乐队的重要一员。乐队的歌手中，有后来由于《血染的风采》和《让世界充满爱》而走红的著名歌星王虹。
在张平翻箱倒柜给我找出的照片中，我看到了他们这几位深圳早期音乐奠基人在西丽湖的合影。张平指给我看：“这是周峰、陈汝佳，这是王虹、戴军……”深圳音乐的滥觞，被他细细讲来，让人不禁感慨。后来，我陆续采访了李盾、陈立等很多当年的见证者，我们在歌声中回望，到那些承载着岁月印记的旋律中，细数这座城市的青春——
上世纪80年代的罗湖桥头，返乡探亲的港澳同胞手中拎着的三洋录音机，为这块最接近“外面的世界”的土地带来了最早的流行之声。在竹园宾馆茶座、香江凯旋门歌舞厅等当代中国最早的娱乐场所中，响起了电吉他、爵士鼓和内地听众闻所未闻的奔放歌声。
可以说，深圳这座传奇之城的每一段历史，无不有一段与之相配的歌声来佐证。人们在《夜色阑珊》中品味那改革初期美好的憧憬，在《春天的故事》里重温那波澜壮阔的激情；听着《丁香花》的倾诉，体会那份清新的感动；和着《最炫民族风》的节拍，人们将欢乐簇拥。
我常常问这些历史的亲历者，深圳究竟“何德何能”，能够集聚起这样一个澎湃的声场？在这块被视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土地上，曾经蔓延过怎样的音乐风景？后来的很多年，我都抱着这份疑惑，细心倾听这座城市里涌动过的声韵。
从《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到《又见西柏坡》《走向复兴》，每到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时刻，总有来自深圳的歌声唱响大江南北，成为时代的重要印迹。从音乐剧《白蛇传》《卖火柴的小女孩》到《蝶》《酒干倘卖无》，许多崭新的音乐品种在深圳热土上生根发芽。
从80年代的黄格选、戴军、陈明、周峰，到新世纪的周笔畅、陈楚生、唐磊、姚贝娜、凤凰传奇，深圳为中国流行乐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生力军，成为内地流行音乐名副其实的“黄埔军校”；从蒋开儒、王佑贵、姚峰，到唐跃生、田地、何沐阳，深圳让这些一流的词曲作家焕发了他们艺术的“第二春”。
作为一名音乐的记录者，我开始和那些亲历过歌声历史的人们对谈，因为我深知，我脚下的这座城市，正处在一个介于铭记和遗忘之间的时光节点—过去的迅速隐去，未来的如潮而至。我担心一代人与一代人的更替，会让那些美好的声音细节以一种我们不曾察觉的方式流失。所以，我开始尝试回到那些歌声飞起的源头，用自己的寻访和记述，为那些过往的声音留下它们应有的刻度。
我深知这种尝试的有限性。毕竟，文字永远无法还原声音本身的那种在场感和冲击力。对于作为成品的那些音乐作品是怎样地美好、怎样地动听、怎样地渗透人心，我放弃了描述的努力。我只把自己的工作重点移向那些歌声背后的人，我想知道，在他们难抑喉嗓、开口歌唱之前，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灵冲动，被卷进了怎样的人生故事，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动情地释放自己的声音？
我的耳朵，曾经为这座城市的脉动见证。在密切关注深圳音乐的这些年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在这里震荡着一个强大的声场，无数活泼灵动的音乐形态在这里摇曳生姿。来自深圳的歌声，实际上推动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起伏跌宕的进程，映射着一座东方新城拔节生长的声音。
细数歌声的年轮
1998年7月，我大学毕业。坐了3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北京辗转来到深圳，进入深圳电台做一名广播记者。
当我的领导问我想“跑”什么线的时候，我脱口而出就是“音乐”。部门主任当时还有点诧异，因为音乐乃至文化这条采访线，由于过于“清淡”，其他记者都唯恐避之而不及的。但我来到深圳，进入电台，为的就是通过各种“曲线救国”的方式，离音乐近些，更近些。于是，从那一刻起，我背起当时沉重如砖头的磁带录音采访机，就这样进入了深圳音乐的年轮。从音乐记者、音乐公司CEO、音协主席、歌词作者到文化馆馆长，我从来没有与音乐脱离干系。
刚刚开始写音乐的时候，注定要面对一种无力感。因为声音的无形性，决定了它无法像文学、雕塑、绘画、书法那样，为后世留下可以触摸或感知的有形载体。事实上，在人类所有的精神遗产中，音乐是最难延续流传的。所以，录音手段出现之前的那几千年的音乐，我们只能通过类似《琵琶行》那样的介质来不靠谱地揣摩它们本来的样子。谬之千里自然难免。
如今，音乐本体的记录虽已非难事，然而，蕴藏在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情感、气息和种种外延，依然是那样难以尽录。许多留在我们耳边的音乐，在岁月的磨砺之后都失去了细节和注解，附着在音乐身上的信息在一遍又一遍的“转录”后不断衰减，使那些声音与孕育它的生活、土壤和感情断裂开来。
我在深圳采访的第一位本土音乐人，就是作曲家张平老师。张老师当时在市文化馆工作，人很瘦削，其貌不扬。但很多人都难以想象，他是深圳音乐早期历史的最权威见证者和亲历者。张平和其兄张钢，是著名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作曲者张敬安先生的一双儿子。早在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哥俩就来到深圳，介入了深圳原创音乐萌芽阶段的发轫。
那时，在深圳经济特区西北部的西丽湖度假村，每到节假日，就有一些港商在那里的湖边搭起帐篷，举办当时在香港非常流行的“音乐茶座”。张平由于弹得一手好键盘，成为伴奏乐队的重要一员。乐队的歌手中，有后来由于《血染的风采》和《让世界充满爱》而走红的著名歌星王虹。
在张平翻箱倒柜给我找出的照片中，我看到了他们这几位深圳早期音乐奠基人在西丽湖的合影。张平指给我看：“这是周峰、陈汝佳，这是王虹、戴军……”深圳音乐的滥觞，被他细细讲来，让人不禁感慨。后来，我陆续采访了李盾、陈立等很多当年的见证者，我们在歌声中回望，到那些承载着岁月印记的旋律中，细数这座城市的青春——
上世纪80年代的罗湖桥头，返乡探亲的港澳同胞手中拎着的三洋录音机，为这块最接近“外面的世界”的土地带来了最早的流行之声。在竹园宾馆茶座、香江凯旋门歌舞厅等当代中国最早的娱乐场所中，响起了电吉他、爵士鼓和内地听众闻所未闻的奔放歌声。
可以说，深圳这座传奇之城的每一段历史，无不有一段与之相配的歌声来佐证。人们在《夜色阑珊》中品味那改革初期美好的憧憬，在《春天的故事》里重温那波澜壮阔的激情；听着《丁香花》的倾诉，体会那份清新的感动；和着《最炫民族风》的节拍，人们将欢乐簇拥。
我常常问这些历史的亲历者，深圳究竟“何德何能”，能够集聚起这样一个澎湃的声场？在这块被视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土地上，曾经蔓延过怎样的音乐风景？后来的很多年，我都抱着这份疑惑，细心倾听这座城市里涌动过的声韵。
从《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到《又见西柏坡》《走向复兴》，每到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时刻，总有来自深圳的歌声唱响大江南北，成为时代的重要印迹。从音乐剧《白蛇传》《卖火柴的小女孩》到《蝶》《酒干倘卖无》，许多崭新的音乐品种在深圳热土上生根发芽。
从80年代的黄格选、戴军、陈明、周峰，到新世纪的周笔畅、陈楚生、唐磊、姚贝娜、凤凰传奇，深圳为中国流行乐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生力军，成为内地流行音乐名副其实的“黄埔军校”；从蒋开儒、王佑贵、姚峰，到唐跃生、田地、何沐阳，深圳让这些一流的词曲作家焕发了他们艺术的“第二春”。
作为一名音乐的记录者，我开始和那些亲历过歌声历史的人们对谈，因为我深知，我脚下的这座城市，正处在一个介于铭记和遗忘之间的时光节点—过去的迅速隐去，未来的如潮而至。我担心一代人与一代人的更替，会让那些美好的声音细节以一种我们不曾察觉的方式流失。所以，我开始尝试回到那些歌声飞起的源头，用自己的寻访和记述，为那些过往的声音留下它们应有的刻度。
我深知这种尝试的有限性。毕竟，文字永远无法还原声音本身的那种在场感和冲击力。对于作为成品的那些音乐作品是怎样地美好、怎样地动听、怎样地渗透人心，我放弃了描述的努力。我只把自己的工作重点移向那些歌声背后的人，我想知道，在他们难抑喉嗓、开口歌唱之前，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灵冲动，被卷进了怎样的人生故事，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动情地释放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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