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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深圳 杨争光
作者：周立民, 陆其美 来源： 深圳的阳光 责任编辑：深小安 2024-12-23 人已围观
来到深圳，新的环境，新的人事是积淀的继续，也给了我重新审视和感受已有的积淀的距离和视点。当然，深圳给予我的并不止于此，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讲述的。笼统地说一句，那就是：在深圳，我的创作还在继续，并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包括《从两个蛋开始》，其后的创作都是我成为“深圳人”之后的写作。
我从来没有掩饰过我对深圳的感情。深圳的朋友们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体温。他们给我无私的帮助和厚爱常常使我感慨。是的，从不言谢，唯有感慨。
我从来都认为，“文化沙漠”是对深圳的误判。面对这种误判，深圳以它包容开放的胸怀和着眼未来的视界，踏实、稳健地建设着自己的文化。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携带着他们各自的文化之根，就地栽培。移民，遗民，夷民，互不嫌弃互不抵牾，欣然接纳，不拒杂交—深圳就是这么任性！养性之后的任性。现在完全可以说，深圳不仅是个经济奇迹，也创造了文化培育、积累和健康生长的奇迹。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当然也关注深圳的文学。去年主编“深圳新锐小说家文库”，我曾写过几段文字——
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处于文化最敏感、最精致的部位。深圳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深圳文学曾有过短暂的浮躁。浮躁是一种内在焦虑导致的精神和行为变形。很快，这种浮躁就成为浮云而升天，留下的是平稳的文学耕耘。而且，这种文学耕耘的主流是非职业的民间写作。
深圳有“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但以为这些就是深圳文学的标志，也是一种误判—对深圳文学的误判，正如“文化沙漠”说对深圳的误判一样。每一位作家都是打工者，许多作家都可能以“打工者”作为他们的文学形象。每一位作家都有或有过青春期，过了青春期的作家也可能叙写“青春”。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或很难拒绝网络，“网络文学”作为一种瞬间现象，已经成为过去时。深圳文学将不在所谓的“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标签的框定里打转。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别的。文学和“打工”“青春”“网络”遭遇，将是日常性的。深圳文学要的不是有形无义的标签，而是真正属于文学的品相。这品相既是深圳的，也是中国的、人类的。福克纳以一块“邮票大的地方”为文学地盘，写出了人类的精神境遇，以及充盈于胸的悲悯情怀。鲁迅以“未庄”为文学地盘，塑造出了可与堂吉诃德相媲美的人类精神形象。深圳的文学创作者性格不同，文笔各异，却都有着不甘平庸的文学野心。他们守着深圳，一个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移民与遗民甚至夷民杂居、物质与精神厮杀、灵魂与肉体纠缠、解构与建构时刻都在发生的地盘上，文学野心能否成为文学现实，我不敢妄言，但深圳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和期盼。
这么说似乎高亢了一点。那就降低调门说几句：由于先天性营养不足——比如，长期缺乏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后援与支持；比如，白话文写作至今不足百年的实践；等等—从整体来说，中国的叙事文学，包括小说艺术的家底，并不丰厚。五千年中华文明固然伟大，但仅以此作为现代小说艺术的滋养，我以为是不够的，因为小说艺术要抵达的是整个人类。
鲁迅是清醒的：“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以汲取营养论，鲁迅是母奶和狼奶通吃的。正因为清醒，还在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时候，他的心血书写，创造了中国文学的高标。
精神荒芜，思想枯竭，是人的穷境，文学的死境。
在生命的关口，守住了人的底线，也就站在了人的高点。
在文学的关口，守住了写作的底线，也就守住了文学的高地。
这几段文字是写给那套丛书的，也有对我自己的冀望。
如果能够，我当然还会写作。
我可能不会再调动了吧。如果不再调动，深圳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我从来没有掩饰过我对深圳的感情。深圳的朋友们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体温。他们给我无私的帮助和厚爱常常使我感慨。是的，从不言谢，唯有感慨。
我从来都认为，“文化沙漠”是对深圳的误判。面对这种误判，深圳以它包容开放的胸怀和着眼未来的视界，踏实、稳健地建设着自己的文化。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携带着他们各自的文化之根，就地栽培。移民，遗民，夷民，互不嫌弃互不抵牾，欣然接纳，不拒杂交—深圳就是这么任性！养性之后的任性。现在完全可以说，深圳不仅是个经济奇迹，也创造了文化培育、积累和健康生长的奇迹。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当然也关注深圳的文学。去年主编“深圳新锐小说家文库”，我曾写过几段文字——
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处于文化最敏感、最精致的部位。深圳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深圳文学曾有过短暂的浮躁。浮躁是一种内在焦虑导致的精神和行为变形。很快，这种浮躁就成为浮云而升天，留下的是平稳的文学耕耘。而且，这种文学耕耘的主流是非职业的民间写作。
深圳有“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但以为这些就是深圳文学的标志，也是一种误判—对深圳文学的误判，正如“文化沙漠”说对深圳的误判一样。每一位作家都是打工者，许多作家都可能以“打工者”作为他们的文学形象。每一位作家都有或有过青春期，过了青春期的作家也可能叙写“青春”。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或很难拒绝网络，“网络文学”作为一种瞬间现象，已经成为过去时。深圳文学将不在所谓的“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标签的框定里打转。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别的。文学和“打工”“青春”“网络”遭遇，将是日常性的。深圳文学要的不是有形无义的标签，而是真正属于文学的品相。这品相既是深圳的，也是中国的、人类的。福克纳以一块“邮票大的地方”为文学地盘，写出了人类的精神境遇，以及充盈于胸的悲悯情怀。鲁迅以“未庄”为文学地盘，塑造出了可与堂吉诃德相媲美的人类精神形象。深圳的文学创作者性格不同，文笔各异，却都有着不甘平庸的文学野心。他们守着深圳，一个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移民与遗民甚至夷民杂居、物质与精神厮杀、灵魂与肉体纠缠、解构与建构时刻都在发生的地盘上，文学野心能否成为文学现实，我不敢妄言，但深圳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和期盼。
这么说似乎高亢了一点。那就降低调门说几句：由于先天性营养不足——比如，长期缺乏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后援与支持；比如，白话文写作至今不足百年的实践；等等—从整体来说，中国的叙事文学，包括小说艺术的家底，并不丰厚。五千年中华文明固然伟大，但仅以此作为现代小说艺术的滋养，我以为是不够的，因为小说艺术要抵达的是整个人类。
鲁迅是清醒的：“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以汲取营养论，鲁迅是母奶和狼奶通吃的。正因为清醒，还在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时候，他的心血书写，创造了中国文学的高标。
精神荒芜，思想枯竭，是人的穷境，文学的死境。
在生命的关口，守住了人的底线，也就站在了人的高点。
在文学的关口，守住了写作的底线，也就守住了文学的高地。
这几段文字是写给那套丛书的，也有对我自己的冀望。
如果能够，我当然还会写作。
我可能不会再调动了吧。如果不再调动，深圳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选自《杨争光：文字岁月》，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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