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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第一篇全面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长篇通讯
作者：陈锡添、李绍元 来源：《敢闯敢试 :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创造的全国“率先”》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3-03-24 人已围观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1992年２月20日起，《深圳特区报》连续刊出“猴年新春八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详细报道邓小平视察深圳的经过和重要谈话内容。这是国内外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面世后，全国其他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和报道，形成了一场思想大解放。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到南方考察和度假，其间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小平同志在深圳的5天时间里，我跟随采访。后来写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是我30多年记者生涯中最感荣幸的事情，也是我采访的最重大的新闻。20多年过去了，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整个采写过程记忆犹新。
1992年1月18日下午5时左右，我接到深圳市委宣传部的一个电话，宣传部负责同志对我说：“小平同志明天到深圳，市委指定你去采访，是本市派的唯一的文字记者。”当时被指派去采访的还有《深圳特区报》摄影部主任江式高。
我当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主任记者。此前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到深圳，我都曾跟随采访过。接受任务后，我非常激动，清楚地意识到这次采访责任重大，下决心一定全力以赴，不负市委重托。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报道邓小平视察深圳
小平同志于1月19日9时到达深圳，驱车到了迎宾馆后，有关领导对我们说，今天上午不安排活动了，因为小平同志舟车劳顿，要让他老人家好好休息。但我没有离开，仍在迎宾馆内。不久，我突然看到小平同志在省委书记谢非等人的陪同下，在迎宾馆散步。我立即跑上前去，陪同他们散步。接着小平同志一行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游览市容并视察皇岗口岸，我真庆幸没有走开，否则就漏了当天上午的采访活动。
小平同志在深圳5天，没有作任何报告，除了在国贸大厦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其余只是在参观时或者在车上与陪同的省市负责人随便聊天、谈笑风生，谈话的形式随便轻松，但内容非常重要，而且每次谈的问题都不相同，涉及面很广。
在这“随便聊天”中，我发现小平同志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不吐不快，一有空便讲话，聊的不是闲话，全是重大话题，针对性和指导性非常强，谈的话题又那么广，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可以这么说，就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小平同志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谈话从容不迫，吐字清晰，有条有理，表达准确，容易记录。大家坐在一起时，我几乎是屏住呼吸，调动自己的记忆力并快笔疾书，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在通讯中引用的基本是他的原话。边参观、边谈话时，即使是只言片语，我也用纸片急速记下，再把其整段话刻在脑中，晚上在宾馆立即趁热打铁，完整地整理下来，与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一起写成大事记。我们做到有闻必录，他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详细记录。
每次我都尽量往人群里挤，有时挤不上去，有时也不在场，我就向在场的领导作间接采访或摘抄在场同志的片段记录。比如，邓小平同志一字一句背出1984年他给深圳经济特区的题词；参观途中在车上的谈话；与家人争论哪里的柚子最好吃等细节，都是间接采访来的。
小平同志的谈话非常重要，高瞻远瞩，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指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但是上级部门对于讲话内容的保密很严，报社与市委决定采用评论的形式，将小平谈话精神迅速传播出去。
市里组成了评论写作组，具体人员有：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副部长吴松营、工作人员刘明如、于德江，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丁星，《深圳特区报》记者王初文、钱汉江和我。我被分配执笔写《要敢闯》《要搞快一点》两篇。随后，写作组住进了迎宾馆的荔园楼，苦研小平讲话精神，奋笔疾书。“猴年新春评论”随后顺利发表，可我心里还是一直念念不忘小平同志南方视察的通讯，但工作太多又要值夜班，难以抽时间静下心写。直到3月15日，社长区汇文主动提出代替我值夜班，要我找个安静的地方将这篇通讯写出来，报社领导的支持给了我极大鼓励。
▲评论写作组在讨论稿件
材料是非常丰富而又烂熟于心的，我在苦苦构思，进行谋篇布局。开始想，设几个小标题吧，又包含不了太多题材，会漏掉一些重要谈话和细节。后来决定干脆来个“流水账”，按时间顺序写，这样时间和地点明确，现场感强，给人以全景式的感觉，可将小平同志每天的参观安排、活动细节，在什么场合谈了哪些话，一一表述无遗，并增加感染力和说服力，使读者有如随着小平同志的步履，听其言，观其行。
3月22日，这天是星期日，中午我到办公室取报纸，在当天《南方日报》一版上，一个标题赫然入目：《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我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精心整理的那些关于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纪实性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
我立即赶回家，坐在沙发上大口喘气，“我失职了！”这念头像一个锤子重重地敲在我的脑袋上。我想，如果《南方日报》《羊城晚报》记者将小平同志参观过的地方一篇篇地写出来，我再发表通讯，不就成了“马后炮”？
我胡乱吃几口饭，就一头钻进房间，铺开稿纸，挥笔就写了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这是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我在写这一年本报元旦社论时引用过这一句诗，想来想去，用它作标题是最恰当、最精彩不过了。
我激情奔涌，文思如潮，奋笔疾书。就这样，边写边发排，区汇文社长说，全部写完后他再审阅。到24日下午，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
3月25日晚上，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经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同志批准发表，报社便安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此时的我非但不敢欣欣然，反而不由地生出几丝惶恐。我对那些自己反复核实过的材料和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表述是否准确仍有些不放心，心想，如果出一点纰漏，影响就大了。那天晚上，我竟然为自己几十年新闻生涯中的一篇行将见报的通讯作品第一次失眠了。
3月26日，《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刊出；同日下午，向来以抢抓新闻“快、准、狠”闻名全国新闻界的《羊城晚报》，马上决定对基本已拼好的26日报纸的主要新闻版作重大调整，成为第一家转载《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报纸。
28日，上海《文汇报》及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30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发了《深圳特区报》的报道，随后，新华社也于当日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全文，并以少有的规格专门配发了一条消息……随后，全国几乎所有省区市的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文章也引起外国新闻界的关注。4月2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外报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了美、英、日三国媒体的部分反应。
《深圳特区报》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是国内外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它之所以广受世人关注，一方面在于它涉及一个重大的题材，记录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活动；更重要的是通过该文表达出来的小平同志在深圳所有谈话，打碎了“姓社姓资”这一束缚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推动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口述者：陈锡添，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
整理者：李绍元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面世后，全国其他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和报道，形成了一场思想大解放。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到南方考察和度假，其间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小平同志在深圳的5天时间里，我跟随采访。后来写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是我30多年记者生涯中最感荣幸的事情，也是我采访的最重大的新闻。20多年过去了，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整个采写过程记忆犹新。
1992年1月18日下午5时左右，我接到深圳市委宣传部的一个电话，宣传部负责同志对我说：“小平同志明天到深圳，市委指定你去采访，是本市派的唯一的文字记者。”当时被指派去采访的还有《深圳特区报》摄影部主任江式高。
我当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主任记者。此前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到深圳，我都曾跟随采访过。接受任务后，我非常激动，清楚地意识到这次采访责任重大，下决心一定全力以赴，不负市委重托。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报道邓小平视察深圳
小平同志于1月19日9时到达深圳，驱车到了迎宾馆后，有关领导对我们说，今天上午不安排活动了，因为小平同志舟车劳顿，要让他老人家好好休息。但我没有离开，仍在迎宾馆内。不久，我突然看到小平同志在省委书记谢非等人的陪同下，在迎宾馆散步。我立即跑上前去，陪同他们散步。接着小平同志一行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游览市容并视察皇岗口岸，我真庆幸没有走开，否则就漏了当天上午的采访活动。
小平同志在深圳5天，没有作任何报告，除了在国贸大厦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其余只是在参观时或者在车上与陪同的省市负责人随便聊天、谈笑风生，谈话的形式随便轻松，但内容非常重要，而且每次谈的问题都不相同，涉及面很广。
在这“随便聊天”中，我发现小平同志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不吐不快，一有空便讲话，聊的不是闲话，全是重大话题，针对性和指导性非常强，谈的话题又那么广，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可以这么说，就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小平同志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谈话从容不迫，吐字清晰，有条有理，表达准确，容易记录。大家坐在一起时，我几乎是屏住呼吸，调动自己的记忆力并快笔疾书，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在通讯中引用的基本是他的原话。边参观、边谈话时，即使是只言片语，我也用纸片急速记下，再把其整段话刻在脑中，晚上在宾馆立即趁热打铁，完整地整理下来，与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一起写成大事记。我们做到有闻必录，他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详细记录。
每次我都尽量往人群里挤，有时挤不上去，有时也不在场，我就向在场的领导作间接采访或摘抄在场同志的片段记录。比如，邓小平同志一字一句背出1984年他给深圳经济特区的题词；参观途中在车上的谈话；与家人争论哪里的柚子最好吃等细节，都是间接采访来的。
小平同志的谈话非常重要，高瞻远瞩，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指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但是上级部门对于讲话内容的保密很严，报社与市委决定采用评论的形式，将小平谈话精神迅速传播出去。
市里组成了评论写作组，具体人员有：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副部长吴松营、工作人员刘明如、于德江，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丁星，《深圳特区报》记者王初文、钱汉江和我。我被分配执笔写《要敢闯》《要搞快一点》两篇。随后，写作组住进了迎宾馆的荔园楼，苦研小平讲话精神，奋笔疾书。“猴年新春评论”随后顺利发表，可我心里还是一直念念不忘小平同志南方视察的通讯，但工作太多又要值夜班，难以抽时间静下心写。直到3月15日，社长区汇文主动提出代替我值夜班，要我找个安静的地方将这篇通讯写出来，报社领导的支持给了我极大鼓励。
▲评论写作组在讨论稿件
材料是非常丰富而又烂熟于心的，我在苦苦构思，进行谋篇布局。开始想，设几个小标题吧，又包含不了太多题材，会漏掉一些重要谈话和细节。后来决定干脆来个“流水账”，按时间顺序写，这样时间和地点明确，现场感强，给人以全景式的感觉，可将小平同志每天的参观安排、活动细节，在什么场合谈了哪些话，一一表述无遗，并增加感染力和说服力，使读者有如随着小平同志的步履，听其言，观其行。
3月22日，这天是星期日，中午我到办公室取报纸，在当天《南方日报》一版上，一个标题赫然入目：《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我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精心整理的那些关于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纪实性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
我立即赶回家，坐在沙发上大口喘气，“我失职了！”这念头像一个锤子重重地敲在我的脑袋上。我想，如果《南方日报》《羊城晚报》记者将小平同志参观过的地方一篇篇地写出来，我再发表通讯，不就成了“马后炮”？
我胡乱吃几口饭，就一头钻进房间，铺开稿纸，挥笔就写了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这是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我在写这一年本报元旦社论时引用过这一句诗，想来想去，用它作标题是最恰当、最精彩不过了。
我激情奔涌，文思如潮，奋笔疾书。就这样，边写边发排，区汇文社长说，全部写完后他再审阅。到24日下午，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
3月25日晚上，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经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同志批准发表，报社便安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此时的我非但不敢欣欣然，反而不由地生出几丝惶恐。我对那些自己反复核实过的材料和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表述是否准确仍有些不放心，心想，如果出一点纰漏，影响就大了。那天晚上，我竟然为自己几十年新闻生涯中的一篇行将见报的通讯作品第一次失眠了。
3月26日，《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刊出；同日下午，向来以抢抓新闻“快、准、狠”闻名全国新闻界的《羊城晚报》，马上决定对基本已拼好的26日报纸的主要新闻版作重大调整，成为第一家转载《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报纸。
28日，上海《文汇报》及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30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发了《深圳特区报》的报道，随后，新华社也于当日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全文，并以少有的规格专门配发了一条消息……随后，全国几乎所有省区市的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文章也引起外国新闻界的关注。4月2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外报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了美、英、日三国媒体的部分反应。
《深圳特区报》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是国内外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它之所以广受世人关注，一方面在于它涉及一个重大的题材，记录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活动；更重要的是通过该文表达出来的小平同志在深圳所有谈话，打碎了“姓社姓资”这一束缚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推动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口述者：陈锡添，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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